历经千年雕琢 苎萝西子正年轻

涓涓水滴和细流，汇成江河湖泊。惠州西湖的故事，便是从水滴和细流开始的。

从汉晋之际的雏形，到宋代大规模开发，再到明清的全盛时期以及近现代的兴替沉浮，地处岭南的“苎萝西子”——惠州西湖，从未染指繁华，也谈不上洗尽铅华，终究出落得一副清新自然之态，以“五湖六桥十八景”静静呈现在大地上。

北宋苏东坡寓惠之后，“从此西子美人，翩来越国；东坡居士，常住惠州”。古今惠州人对西湖的营建，用特有的笔触在书写刻画。惠州的历史，特别是文化范畴的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用“西湖之水”蘸墨书写的。

广义上的西湖为自然生态体系

“西湖旧无界域，宜以自然山川为界。西湖山起于红花嶂，嶂西行，至黄峒而北，历窑輋、学田、迄三台石，沿江堤至梌山。嶂东出，至天平针、斧头岭、麦地、横冈、子西岭，循江为堤，经钟楼连湖。凡山水汇入湖者，即为湖之区域。其山脊至江湖间堤，则为湖之界也”。民国时期，张友仁奋笔疾书，书写《惠州西湖志》，他称，古西湖“东西约十公里，南北约八公里，面积约八十平方公里，湖水面积为100万平方尺，多杭湖面积约二倍”。

惠州西湖大概成形于汉晋之际，先水源，后洼地，尔后湖泊。它的形成，得益于大自然鬼斧神工：三大水源在城西汇聚，形成湿地，后逐渐转化成湖，形成平湖、丰湖、南湖、菱湖、鳄湖五湖相连的状态。

惠州西湖地处罗浮大地，由于地缘的关系，宗教很快进入其中。惠州最早的佛教场所东汉伏虎台和东晋龙兴寺，都是建于临湖的银岗岭。活跃的宗教活动，给西湖广袤的天然水体投下了几缕禅影佛光，西湖开始与人文结缘。到了唐代，人们在伏虎台和龙兴寺旧址筑开元寺，北宋余靖在《开元寺记》中称“重山复岭，隐映岩谷，长谿带幡，湖光相照”，张友仁称，这是“为惠湖风景见于纪载之始”。

由此可见，从古代开始，惠州人眼中的西湖就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它不仅仅是指湖面水域，还包括西湖的三大水源和涵养这些水源的山脉、田野、树林、村落、城郭，以及连接西湖出口的东江与西枝江流段。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而又整体平衡的自然生态体系，使西湖山清水秀、生生不息。

西湖渔业农业从唐宋时期开始发展

惠州人真正有意识地营建西湖，还是在惠州“正史”拉开之后。隋开皇十年（590），设循州总管府于梌山，开启了惠州的建城正史，鹅城在西湖东岸崛起，成为粤东军事重镇和政治文化中心，使得西湖与城市的关系愈益密切。

唐代，西湖之畔，逐步建筑了泗洲塔、天庆观、永福寺等。入宋之后，“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惠州人口日益稠密，开始有目的地改造和利用西湖。人们筑堤截水，“湖溉田数百顷，苇藕蒲鱼之利”。正是“半径雨余香稻熟，丰湖波暖鲫鱼肥”，西湖成了惠州最早、也是最大一项造福渔农的水利工程，成为惠州人的“母亲湖”。

《惠州西湖新志》记载，宋代以来，西湖已被初步建成以发展农副业生产与开发风景资源相结合的千顷之湖。西湖以丰厚的渔农之利育养惠州，惠州人彼时称其为“丰湖”，正是取其“施于民者丰矣，故谓之丰湖”之意，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感恩。

宋代，也是惠州西湖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风景人文营建的时期。北宋治平三年（1066），惠州太守陈偁修筑了平湖堤、拱北桥、孤屿亭、湖光亭、芳芷亭等，西湖的水利和游览设施雏形初现。陈偁不仅在丰湖筑堤捍水、叠石为桥、取湖之渔利尽归于民，还提出“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等“惠阳八景”。除鹤峰晴照在水东归善县治、荔浦风清在水北江边，其余都在西湖，西湖首次被明确纳入风景范畴。

苏东坡妙笔生花写西湖

北宋苏东坡谪惠时期，是惠州西湖第二次大规模营建时期。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贬居惠州，他杖履常及西湖，纵笔绘写它的“山水秀邃”：“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他认为丰湖月夜的美景可媲美于杭州西湖。后来，他又把爱妾王朝云葬在湖中孤山与泗洲塔相对长伴，作诗诉说朝云之死：“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

在苏东坡的主持下，修筑了苏堤、西新桥、烟霞堤、放生池、朝云墓以及西湖山水范围内的桥东白鹤峰新居等。他所到之处，皆成为西湖重要名迹，他还在史上首次称丰湖为西湖。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和不朽诗篇，以及他和朝云哀婉凄美的爱情故事，为惠州西湖山水添注了诗情缭绕的人文气韵，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从此西子美人，翩来越国；东坡居士，常住惠州。”

南宋诗人杨万里过惠游湖时，曾发出“峰头寺寺楼楼月，清煞东坡锦秀肠”的感慨。文人雅士们慕名前来，凭吊苏迹，游览湖山，赋诗作文，实为惠州西湖文学之先声，成为西湖美景的绝佳注脚。唐庚、杨万里、刘克庄、赵必、文天祥，这些文化名人的行迹和作品，复又成为惠州西湖的人文新亮点，为湖山增色。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述惠州西湖景观，并指西湖有“台榭二十余所，亭馆为广东之胜”。

从“三湖论”到“并足论”

，天下西湖不止一个，定论大多离不开“三湖论”和“并足论”，人们对天下西湖的认识，就在这“两湖”“三湖”之间徘徊。南宋杨万里曾有诗曰：“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颖水与罗浮”，说的是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这三大西湖，首开“三湖鼎足”论之端绪。明代正德年间，著名书法家祝允明来到惠州，“适彼乐土，爰得我所，乃傍丰鳄之滨居焉。”为此他作《卜宅记》说：“九州之内西湖三，一在杭，一在颍，而一在惠州。”后来理学家薛侃承其说而言：“海内奇观，称西湖者三，惠阳其一也。”他在“三湖鼎足”的基础上，更把西湖风景提升到“海内奇观”的审美高度。

帮助惠州西湖跻身天下三大西湖之列的，无疑是苏东坡的影响力。苏东坡寓惠期间，除修建苏堤外，还助道士邓守安和僧人希固筑东新、西新两桥；为天庆观、永福寺题额；筑放生池于鳄湖，葬朝云于栖禅寺下。“北客几人谪南粤，东坡到处有西湖”，于是，“大中国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成为更多人的认识。

到了晚明，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称颍州西湖为“汝阴勺水”，而且无山，局面狭小，难与杭、惠二湖比肩，“三湖鼎足”又演进为“二湖相较”。至清初，惠州“风流贤太守”王煐有论及此，作了形象的比喻：“惠之西湖，苎萝之西子也；杭之西湖，吴宫之西子也。”而稍后的吴骞在《惠阳山水纪胜》中说：“杭之佳以玲珑而惠则旷邈；杭之佳以韶丽而惠则幽森；杭之佳以人士足缀为华丽靓妆，而惠则天然风韵娥媚淡掃。”对王煐“苎萝吴宫”论作了绝好诠释。

外国人曾来惠绘图和丈量西湖

清初，惠州知府王煐重整湖山的举措，不可否认是惠州历代修整西湖约定俗成的力量使然，但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经营者的行政自觉，出于对历史文化传统与传承的尊敬。

康熙甲午年（1714），王煐离惠约7年，朝廷特差理藩院钦天监与养心殿笔帖式大臣，与西洋人麦、汤二位来惠绘图，并丈量西湖。这是惠州西湖历史上首次进行的科学测绘。当时摄惠州知府事的徐旭旦，有感于“（西湖）图虽具，而志书并无以应”，特别组织人力编纂了《惠州西湖志》，这是惠州历史上保存完整的第一部惠州西湖志书，让人遗憾的是，当年外国人的绘图，至今未见踪影。

到了晚清，国运不佳，湖山也陡然失色。据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考究，到了晚清，西湖被蚕食强占，面积缩小，风景湮没。为了保护和建设西湖，清光绪六年(1880)九月十日，邓承修认为惠州西湖不仅事关名胜，尤关地方险要，于是以郡城险要为辞，奏请浚湖，乞饬督抚筹款疏浚，严禁开垦。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惠州西湖“险设”的军事作用已经失去，而“秀蓄”的文教和娱乐功能则日渐彰显。民国初年，时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在《修理西湖募捐序》写道：“今日以后之西湖，乃得为众所共有、共享、共治之西湖。”随后，前清举人廖道传与张友仁等函呈广东省建设厅长邓彦华，请求批准设立惠州西湖管理局，所列举的理由也是“地方胜迹，端在山川；历史声名，尤资文物”，希望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管理，整合其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把西湖营建成为城市园林和旅游胜地。不过，民国战乱频仍，据《惠州西湖新志》记载，经数十年战火洗礼，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景点、名迹已日渐衰败，有的荡然无存，湖区园林荒芜，桥堤崩塌，湖水变浅，整个西湖一片荒凉。

从“以湖养湖”到“以湖促游”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政府开始着手对惠州西湖进行整治和建设，普遍开展造林绿化。1958年，西湖建设委员会成立，清理了部分被占湖田，划定了西湖界域和保护范围，提出“以湖养湖，以园养园”，使西湖旧景重焕新颜。1981年，《西湖风景区总体规划》编制而成，一改此前“以湖养湖、以园养园”的权宜措施，确立“以湖促旅、以旅建湖”的经营方向。

据《惠州西湖新志》记载，1983年至1992年，是惠州西湖建设项目最多、变化最大的10年，在此期间，除继续修葺湖内所有的旧名胜外，还开展湖区截污排污整治、桥堤道路修建、改造恢复鳄湖菱湖景区、恢复明月湾景点以及开辟丰渚园、飞鹅岭等58项工程，东坡纪念馆、东坡寓惠书迹（碑墙）、秦咢生书屋、刘仑画阁等人文景观也在此期间建成。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西湖总体规划作出重大修编，周边红花湖等景区并入西湖景区，这使得西湖景区范围由9平方公里扩大到19平方公里，保护范围由19.6平方公里扩大到52.5平方公里。千年一瞬，古老而年轻的苎萝西子，依旧散发着迷人魅力，“近者悦，远者来”。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