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惠州的朋友圈

宋绍圣元年，大文豪苏轼涉以“讥讪先朝”之罪落职知英州，途中连降三级，后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谪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苏轼的一生，除了结交朝廷官宦、文坛君子以及士大夫之外，尚有许多的乡野村夫、僧道歌妓等。正如其所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胸襟开阔，为人坦荡，且性格奔放，总能看到他人可取之处，在困难时不至于怀疑人生，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今天，虽然苏轼已离开我们将近千年，但他乐观向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这里仅从苏轼在惠州遗留的有关信札及书法碑帖作品，来解读东坡寓惠期间有所交往、接触的朋友。

本人在负责东坡祠及东坡纪念馆陈列布展期间，收集了20多件东坡在惠州书写的信札、书法作品，目前存世的多为碑刻拓片，且多数珍藏在大博物馆里。探究其中一件信札，因提及成都府王明叟，故后人称其为《明叟帖》，见著于成都西楼苏帖，宋拓行书。据刘正成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卷苏轼作品卷》介绍，此帖凡八行，计八十七字，帖心高29.5厘米，后附信封两件。明叟帖为苏轼在宋绍圣元年十月至绍圣二年六月之间题写，其时苏轼谪居惠州，实为苏轼致成都大慈寺宝月大师的一封信札。信中说明了当时情况，提及成都府王明叟等。苏轼与宝月大师交往甚多，除此帖外，绍圣二年(1095)，宝月大师在成都患疾亡化，其弟子法舟、法荣不远万里前来请铭，苏轼还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称颂纪念。

我们从《明叟帖》可看出，苏轼与成都大慈寺的关系颇为密切。成都大慈寺，古称“大圣慈寺”，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唐宋时期的大慈寺为中国最大的佛教寺院，是中、韩、日三国佛教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苏轼一生与宰相无缘，却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崇信佛教和雅好佛画艺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与他和成都大慈寺胜相院的住持惟简(1012～1095)的交往有关。惟简，字宗古，眉山人，是苏轼的宗兄，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苏轼在川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到最后苏轼在其父去世后携家入京，再没有回过四川，但仍以书简等方式与惟简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结交的僧禅朋友很多，惟简是其中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惟简的关心、影响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两人长时间建立的僧俗交好之情、乡里之情、宗族亲情和忘年之交情，都是值得人们称道赞许的。

今天我们回头看苏轼寓惠期间的朋友圈，他不仅与远在四川的宝月大师书信交往，还与广东提点刑狱程正辅、循州太守周彦质、惠州知州方子容，博罗县令林卞、道士邓守安、僧人吴复古、邻舍翟夫子、林婆等多有接触来往，这与其自身社会地位和性格有关。一方面，他虽为高官，但和蔼可亲，人脉甚广，另一方面，在欧阳修去世后，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对天下读书人都很具吸引力，加之其学识渊博，声誉大振，社会各界人士都以结交他为荣幸。其朋友遍天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钟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