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张荣忠

《惠州日报》虽然即将走过漫长的70年，但它随着惠州行政区域隶属关系的改变而经历过多次停刊、复刊；它的名称也变换过多次：从最初的《东江日报》到《东江报》、《惠阳报》、《东江农民报》（期间一度并入《粤东农民报》），再到《惠州报》，1993年10月1日起，才正式定名《惠州日报》。

我是从1986年《东江报》复刊不久时进入报社工作的，直到2004年正式办理退休手续。期间近20个年头，见证了《惠州日报》的不断成长和发展壮大，感受良多。

上世纪80年代办公条件非常艰苦，曾在住宅楼里办公

1986年5月1日复刊后的《东江报》社，在市区环城西路荔浦风清8栋西楼的一套四室二厅的家属房里办公。这套住房处于一楼，光线不好，春天尤其潮湿，作为一家报社的办公地，实在十分寒碜。复刊时，报社6个房间，3间用做员工宿舍，其余3间一个是要闻部办公室，一个是政文部办公室，还有一个是行政办公室，负责报社日常工作的副社长与要闻部挤在一起办公。当时报社实行采编合一，编辑、记者全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办公，写稿的、编稿的、校对的、看小样的、看大样的，甚至接待来访者、报料者的都挤在那里。抄抄写写、迎来送往，虽然很热闹，但不得不说这样的办公环境十分杂乱。不过，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报纸的各项采编工作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时，笔者是编委办主任。印象最深的是跑印刷厂。报社连办公楼都没有，当然谈不上办自己的印刷厂了。稿件、版面编好后，得跑到2公里外的惠阳印刷厂印刷。那时的印刷技术十分落后，采用的是铅字排版。我们把审定的稿件、画版纸送到惠阳县印刷厂后，负责检字的工人先按着稿纸一个字一个字把铅字捡好，然后用油墨扫印出一张薄薄的样稿（称为小样）来，经责任编辑校对后，组版师傅再按照画好的版式拼成一个整版（称为大样），拿回报社，让责任编辑校审、值班社领导签字付印。我虽然不是编辑，也不是值班副社长，但只要是编务、印务上有点什么不妥之处，都要由我出面处理。有时，责任编辑或值班社领导临时有点什么要紧的事无法看清样，还叫我代看。所以，跑印刷厂几乎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都得往印刷厂里跑。

这段时间，应该说是复刊后办报条件最为艰辛的阶段。随着1989年10月28日报社编辑部迁往市府上院一座小楼，1997年2月3日报社租赁了环城西二路32号的一座大楼，办公条件才逐步得到改善。2003年3月31日，位于江北文华一路的《惠州日报》报业大厦落成，报社迁入新楼办公，同时拥有了报社自己的印刷厂房，条件就大大改善了。

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初步决定落户惠州的报道备受关注

我在报社上班的近20个年头中，经历过报社引以为荣的1988年至1994年这几年。当时，因为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初步决定落户惠州，坊间曾流传着一句俗话，叫做“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惠州”。在此鼓动下，一批批没有赶上“深圳班车”的有识之士，纷纷从全国各地前来惠州寻找发展机会。惠州也就一夜之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城，变成了人头涌动的新城市。

这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前来惠州视察，给惠州人民很大鼓舞。他们的活动大多是通过报纸、电视、电台报道的，而当时的电视尚无目前那么普及，电台又是有声无影，《惠州日报》自然成了最受市民关注的新闻媒体。由于当时报社的记者不多，对这段时间前来惠州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采访报道任务，几乎都落在我的头上。虽然忙得废寝忘餐，但心里却十分高兴！

到北京参加采访活动，有一天忙到次日凌晨4时

2000年8月中旬，我市四套班子领导前往北京参加广东（北京）名优产品展示暨经贸合作洽谈会，同时拜会国家计委、国家旅游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惠澳铁路建设、争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南海石化等项目的进展情况。由于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全体出动，市里要求报社派一名总编（副总编）随团进行采访报道。作为分管采编业务的副总编，这一重担落到我的肩上。我心想，不就是采访写稿吗，记者都当20多年了，有什么难哟。

到了北京，才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一是领导们的安排很紧凑，上午一个活动，下午一个活动，晚上还有活动。每天起码要跟随现场采访3趟，每晚至少要写稿3篇，还得在领导们活动结束回宾馆休息后才能动笔；二是四套班子领导常常分别安排不同的活动，不知道去哪里采访好，有时只得两头跑。

有一天，因为采访任务非常繁重，直到晚上近9时，我还没有吃晚饭，肚子咕咕直叫，但我当天的主要工作（写报道）还未开始。我立刻向工作人员要了一碗面条，狼吞虎咽下去，就跑回自己的住处写稿，一直到深夜12时才把稿件写好并送给市主要领导审阅。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是找地方把稿件发回报社。下到酒店一楼大堂，问服务员哪里可以发稿。当时，既没有QQ，更没有微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传真机传送。服务员说，夜深人静，大街上的传真店都关门了，谁帮你发呀？我焦急万分，问她有没有其他办法。她看到我急得要哭的样子，萌发了同情心，就告诉我，他们酒店也有传真机，但只有值班老总才有传真室的钥匙。于是，我把发稿的紧迫性跟她说了，求她帮我联系值班老总。经过多方努力，值班老总终于出现并把我带到传真室，把稿件发回惠州。

我谢过值班老总，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房间，手表的指针已差不多指向凌晨3时。心想，一天的任务终于完成，可以洗个澡睡个安稳觉了。忙了一天，实在太累了，草草洗了个澡，马上躺到床上去蒙头大睡。

“丁零零……丁零零……”放在枕边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拿起手机一看，是报社打来的。原来，传真过去的稿件有两个地方看不清楚，他们要与我核对一下。我立刻爬起来，拿起稿件答复他们。放下电话后，已是凌晨4时了。

这，就是我在惠州日报工作中最为难忘的一个夜晚。这，也是我20多年记者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作者系惠州日报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