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散文写作的新形式

著名学者、作家韩联社的新作《历史的忠告》（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问世的几个月来，热议一直持续。评论家们认为，韩作游走于史学和文学之间，游走于古代和现代之间，对许多人物、事件的“定论”进行了重新评价，其创新性充满每一篇章。笔者对这些观点深表赞同。要补充的是，韩作是一部充满人文情感的文学著作，创造了一个历史题材散文写作的新形式。

用大量篇幅叙述史实和辨证史实，旁征博引，深藏哲理

《历史的忠告》分上下两卷，各15篇论文，上篇题为“君之鉴”，下篇题为“臣之鉴”。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议史，一半取夹叙夹议之法，另一半用“史鉴君曰”形式。如许多论者所指出，韩作用大量篇幅叙述史实和辨证史实，其旁征博引、激浊扬清之功极为深厚。这一点，可从对汉武帝与陈阿娇的婚配等诸多考据中感受到。在讲准讲清讲好一个历史故事的基础上，作者进行了深刻的议论。这些议论有的感发志意，有的针砭时弊，新意频出不落俗套，哲理深藏引人入胜。但笔者依然认为，此书仍然是一部文学著作，评价此书，也只有在这一定位上才能见出真正的优长。马克思认为，把握世界，不外乎哲学的或理知的、宗教的或伦理的以及审美的或艺术的三种方式。以史引论，史实中求史是，这是历史学；在此基础上，以史为鉴，发古今之论，这是审美或艺术（文学）。前者是把握史实的哲学的或理性的方式，后者是把握世界的审美或艺术的方式。也就是说，当我们以宗教的或伦理的方式把握史实时，实际是以当代现实功利为参照而对史实作善恶的褒贬，实际是在头脑中罗织一幅真（现实）和善（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美的图画。事实上，康德、荀子等所看到的“自然的历史”和“人为的历史”的矛盾，只能在历史的前进中不断解决。因之，凡是所谓“以史为鉴”“吾从周”“梦见周公”“发思古之幽情”等，在创作主体，事实上都是一种情的寄托，都是一种“人文情感”；在接受一方，都是一种情的感召。此书中对商汤、厉王的评价，也包括对管仲、杨广等人的评价，都严格区分了“私德”和“公德”，这是作为必然的历史在作者头脑中的折光。这种评价的接受效果（心理），就是一种人文情感。也就是说，当带有归属性和实用性的物质财富化而为文明印记和科技尺度时，当带有功利性的精神形态淡化掉它的实际内容时，它给予当代人的效应，只能是一种情感。这情感的内容，必然是伦理主义或人文关怀。你看作者的这些疾呼：“人才在哪里？——人才就在你身边！”“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凡此种种痼疾，为害甚烈，亟须灸治，拿来汉光武帝这面历史镜子照一照，无异于一剂良药也！”这不就是浓烈的情感表达么？

把抽象的东西还原于“故实”，为以文学为标杆的写作创造条件

这种情感表达自然与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情感表达不同。除了文体、形式上的区别之外，《历史的忠告》所表达的情感，并不把“思古”作为理想和寄托，因为谁也回不到古代去。不少评论家认为，鲁迅的杂文尽管有着丰厚而深邃的思想性和缜密的逻辑，但仍然属于文学，其理由就是它的功能仍然是以情感感染读者。我们也可以说，此作属于文学，它是文化散文的一种新形式，体现出作者清醒的“以理激情”的主观努力和非凡的整合能力。对于历史，学界早有一种“抽象继承法”，这里讲的是历史的思想或思想史上的具体论断。此书则把这种抽象的东西还原于“故实”，这就更为以文学为标杆的写作创造了条件。

很多文化散文或杂文都是从一个具象的美的客体着笔的，此作则不然，它是由故事和善恶评价着笔的，最后归拢于一种与内在情感相对应的美的形象上——当然，这些美的形象以“善”为形式。

《历史的忠告》里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对社会成员勇于承担的精神的提倡（参见《召公》《管仲》等篇），无不体现出作者善的情怀。这与孔学基本精神相当一致。产生在早期奴隶制向发达奴隶制过渡时期的孔子儒学（儒学原典），其实际功用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它的文本形式虽然是讲“应该如何做”，但在当时真正践行的并不多，且其倡导者生前竟然混得“累累若丧家之犬”。随着社会的前进，主张相对温和的阶级关系、君爱民民拥君的孔学原典越发显出其人文精神的一面。从而，经由与法家这一赤裸裸地肯定剥削压迫理论相对立并超越这一对立，孔学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此书对“君”“臣”的评价，既秉持孔学的基本精神，又以是否推动社会前进为善恶标准。于是，该书便出现了那些将个人品性和治政作具体分析的精到议论。抽象地在道德上被视为“恶”的暴戾、贪婪等，得到了历史的解释。这本身就是一面镜子，会引起我们的万千联想。如果说，那些人文经典还只是历史的回声，那么，此书则是一曲历史和现实的交响。它们的共同点，是唤起善恶情感。在奔向现代化的今天，在亟须抵御各种物化的今天，这样的力作，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王万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