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航海贸易宋代已汇入全球市场

1990年5月25日，在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大亚湾畔响起一声“巨响”，把荃湾半岛与芝麻洲之间一条长500米、宽200多米的海峡填平。这声“巨响”，被称为“90年代第一爆”，是当时我国建港史上规模最大的定向大爆破，宣告惠州港建设拉开序幕。

南海之滨，由大鹏半岛、大亚湾、稔平半岛形成的半岛与海湾相间的区域，是惠州港所在地——大亚湾最突出的特点。惠州港，有着“南海最优良的天然深水良港之一”的美誉。

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到近代孙中山《建国方略》圈定的南方大港；再到上世纪“90年代第一爆”，惠州港口，在国家海运版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亚湾三面环山，面朝南海，陆地无大江大河注入，平如镜湖，岛屿星罗棋布。春秋轮回，山海依旧。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惠州港口的作用？如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回眸惠州港口的建设历程，世人或许能有启发。

大亚湾的繁盛海事

自古以来，惠州都是海洋大市，其位置一直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大亚湾的航海贸易相当繁荣，与湾畔的文明相生相成，互相推动，成就大亚湾空前辉煌的港口时代。

大亚湾海域，最早在商代就有人类居住。2009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亚湾离岸几公里的纯洲岛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殷商时期的人类活动遗迹，认定为开发大亚湾的先民。

惠州人移民出洋和进行海上贸易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惠州人出海谋生的脚步，可以追溯到唐代。史料有载，唐“循州（惠州古称）临海而居，造船业尤为发达，大船长20丈，容400多人。”早期的惠州人多滞留聚居于东南亚各地港口，进行海上贸易。

纯洲岛上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战国、西汉、唐、宋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宋代瓷器，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联。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宋代以后，福建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超过岭南广州，许多满载瓷器的商船从泉州出发，然后沿着海岸走，大亚湾纯洲岛这些距离大陆较近的小岛，由于有足够的淡水，会有很多走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经过和停靠。

另外，广东宋代三大民窑——惠州东平窑，所产的瓷器产品主供外销，又尤以白瓷最为著名。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在考察研究东南亚、西亚、非洲北部的古瓷器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产自中国广东，为此，他们专程前往广东，先后考察了北宋窑址、唐代窑址等，其中在惠州北宋东平窑址发现了白瓷，与东南亚一带所见到的白瓷相同。经地形考证，东平窑所处位置具有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烧制成的瓷器可经大亚湾水路出海，运往世界各地。在惠州东平宋窑遗址出土大量铜钱中有越南的“天福镇宝”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历史。

由此可见，早在宋代，大亚湾的航海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大循环中的一环。惠州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在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促进贸易往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门岛是重要海上关口

到了明代，大亚湾见证着郑和下西洋的帆影点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一书认为，“郑和下西洋只有第二次是从广东出发，其他六次从江苏出发，到福建五虎门放洋后，均要经广东南澳岛、大星尖、独猪山、七洲洋，到达西洋各国的”。也就是说，郑和七下西洋，六次经过大星尖，即针头岩，而后航经大亚湾外海。将大星尖列入“针路”的古代航海图籍还有很多，较著名的还有《海国广记》《指南正法》《四夷广记》《海录》《渡海方程》《广东海防汇览》等，种种历史文献均证明了针头岩是古代西洋针路不可或缺的一环。

清代初期，“天下舟楫之利，无如闽广。”据清梁廷枏《粤海关志》记载，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如惠潮如肇庆，各有港汊，亦各设立口岸征榷。”惠州港口，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粤海关志》记载的税则，有“潮州惠州福州船”等不同船种的征收定例。

清政府后实行迁界和闭关锁国政策，但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在大亚湾大三门岛面向大鹏半岛的妈湾建造城堡并驻军，作海防之用，后为便于守备，以官员沱泞名字命名为“沱泞岛”。大三门岛位于大亚湾南部，深圳东部海域，为沱泞列岛主岛，距香港海域8.7海里。大三门岛处于大亚湾与大鹏湾交汇的“漏斗口”位置，是粤东、福建及浙江沿海船舶来往港澳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清代开始，大亚湾大三门岛一直是重要的海上关口，扼守着香港从东北方向经广东往福建、浙江、台湾的水路咽喉。

同样重要的是与大三门岛相望的大辣甲岛。史料记载，大辣甲岛所在的海域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和清代禁海期间海上商人进行贸易的主要航线之一。清朝中叶以后，清政府为了抑商实施海禁，来往中国和南亚的商人不得不将船上的货物存放在离大陆较近的大亚湾内的几座小岛上，其中，大辣甲岛便是其中之一。

流传“沉东京（开封），浮广州”海市蜃楼

与繁盛海事相呼应的，是湾畔的热闹。依托“平如镜湖”的大亚湾，大亚湾畔依次出现了盐业文明、渔业文明、商业文明和海外播迁文明。

大亚湾畔，至迟在东晋时期，便已有人居住。东晋咸和六年（331）划出南海郡的东、南部，设立东官郡，管辖范围包括潮汕、梅州、惠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港澳等地，郡治便设立在今大鹏半岛南头古城一带。

在长期的海洋生活中，惠州人造船舶、建渔场、辟盐滩、建港口、寻航路、筑海塘、识鱼鳖、知海象等，构筑了海洋文明图景的无数个侧面。大亚湾民间流传着“沉东京，浮广州”的民谚，说旧时大亚湾海域常常出现海市蜃楼，大海里沉没了一个开封城，浮起广州，这既反映了民间的心理，也暗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图景的向往。

据《惠阳盐业志》记载，北宋时期惠州盐业相当繁荣，拥有一个西南起自深圳盐田、东北至海丰绵延近600公里的临海产盐带。依托这一产盐带，大亚湾澳头妈庙人不仅成功打造了以盐的仓储、中转为主要特色的虎爪埠头文明，还成为大亚湾最主要的海产品集散中心。

大亚湾开辟了向海外移民的通道，因为凭借渔业、盐业的兴盛，古澳头成为闻名的海外移民“中转站”。史料记载，17世纪至19世纪末，惠州出洋之人不下50万，大亚湾便是当时最早、最重要的出洋通道之一。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南方大港”

进入近代以后，大亚湾港口地位在世界版图中的作用更凸显。1899年3月，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与香港辅政司骆客签订《九龙租借协定》，英国强租九龙半岛。清政府九龙各关厂被迫撤离九龙半岛，继而改在新的分界线上设立海关机构。当年6月8日，两广总督钟麒通知九龙关，指定在沱泞岛（即大三门岛）等处设立海上关厂，当年10月，新建的九龙关三门关厂等海关纷纷设立办公。至1903年，清政府对边境各关厂进行调整，确定三门关厂为税收关厂，负责缉私及办理征税的业务。新中国成立后，三门岛海关归属人民政府。1999年，深圳海关驻三门岛办事处成立。

鉴于大亚湾港口是国内少有的天然避风良港，清末著名爱国报人、惠州淡水人欧榘甲曾策划在大亚湾澳头建造海军军港，他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崭新的海军军港，以强国势。而孙中山先生著作《建国方略》中，构想“建设一南方大港，以完成国际发展计划篇首所称中国之三头等海港”，将目光瞄准大亚湾。大亚湾名噪中华。

此时，大亚湾人文发展史上，也进入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出现了霞涌八景诗等吟诵大亚湾风物的诗文，表现一派开放格局。

20世纪初，惠州人通过大亚湾海上通道纷纷下南洋、闯世界的步伐继续加快。如澳头妈庙人纷纷乘坐船到香港，再经香港到世界各地去谋生，足迹遍布东南亚、北美等，而因海盐和渔业发达，妈庙村有许多盐仓，村民们靠经营鱼盐打造了富甲一方的村落，被称为“小香港”。惠州最终成为著名的侨乡、侨务大市，现有归侨1万多人，海外侨胞、港澳同胞200多万人。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