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现实启示

1920年，享誉全球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讲学一年。1920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列强林立、国弱民穷，而当时的北京大学，大师云集、兼容并蓄。罗素不会意识到，这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纳粹党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问世。9月，罗素抵达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两年后出版的《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开篇就提出了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在当时，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优异，摒弃西方中心论，罗素不愧是第一流的思想家。

罗素明白一个事实：中国的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罗素看到了这个“少年中国”要实现文化更新，其前提恰恰是政治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胜利，是国富民强。所以他说未来中国必须建立有序的政府、发达的工业和智性的教育。

而且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罗素都更加明白一个事实：中国的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

他说：“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一道难题，外国人应该有一些耐心，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西方人不了解。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这种见识是超越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

所以罗素这本《中国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从一个外部的视角，提出了中国要实现独立、统一、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走自己的道路，任何理论放到中国，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实现完全的中国化，才有可能真正造福中国人、造福全世界。

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实践，与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这种特色，需要中国人自己去探索、尝试和凝练。

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现代罗素，为中国发展提出新观察和建议

在世界政治经济风云突变的今天，我们重读罗素的《中国问题》，应该感谢他在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善意的观察，也应当超越他的观察。

当前的中国，从内而言，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整体性结构性问题，有教育、医疗、住房等局部性问题；对外而言，有美国虎视眈眈，中美关系在紧张与缓和的交替中变数未定。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我们应该如何推动古老的中国文化融入现代文明？我们应该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又应当如何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全球的发展有机结合、互惠共利？

这些问题有待于中国人和一切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善意和关怀的人去认识和解决。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现代罗素，跳出西方中心论，真正认识中国，讲述现代中国，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观察和建议。这也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相信，一百年前的罗素，正是跳出西方中心论，才能给中国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或许是罗素访华对今日而言，最重要的价值。

(储 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