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另一面

谢泳关注钱锺书，由来已久。早在1999年他出版的《逝去的年代》中就有一篇《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文章一开头是这么写的：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锺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攒一大摞……

《逝去的年代》于2015年出版了修订本，其中保留有《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只是将初版的“钱钟书”改为了“钱锺书”。在谢泳2004年出版的《杂书过眼录》中还收有一篇谈钱锺书的《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2008年秋天，谢泳从山西太原到厦门大学任教不久，就在厦门大学组织了一场纪念钱锺书逝世十周年的学术活动。次年，他主编的《钱锺书和他的时代》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谢泳自己也有作品选入其中。也是在这一年，谢泳出版了《靠不住的历史》，书中有4篇写钱锺书的文章，其中《钱锺书与拉斯基》《钱锺书与周氏兄弟》《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等3篇收入到了2019年出版的《钱锺书交游考》中，其中的一篇《钱锺书的一段经历》是在《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之后根据新材料写成的，更深入地谈开了这个话题。《靠不住的历史》中的《<宋诗选注 ·序>修改之谜》及《逝去的年代》中的《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未收入“钱学”专著《钱锺书交游考》中。

《钱锺书交游考》算是谢泳近年来研究钱锺书的一个小结，收入文章22篇。谢泳说他不是合格的钱锺书研究者，“只能算是个喜欢读他书的爱好者”,所以只能做他能做的，便有意避开了陌生的领域，转而“关心钱锺书的传记研究、生平史料以及他的学术趣味”，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20多篇“读钱”之作。这些作品基本都保持着他以往的风格，让人一看就觉得是出自谢泳之手。

在《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中，谢泳就曾说过，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钱锺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所以谢泳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上，他的研究、写作，多从小处着手，发现、使用易被他人忽略的史料，从细微处观察历史，得出自己的结论。通过钱基博捐赠的文物《说明书》中的人和事，他发现这是“了解钱基博早年学术趣味的极好材料”，通过一册《闽县李氏硕果亭藏书目录》，书目中有钱锺书的《中书君诗初刊》，且是钱锺书赠送的，书上题有“拔可先生诗家吟政后学钱锺书奉”，细究李拔可和钱锺书的关系，谢泳发现“钱锺书早年生活中有一个习惯，他喜欢与老辈诗人往来”，和李拔可等人的往来，也是明证之一。谢泳继而认为，这可能和钱锺书“对同时代文人的判断有关，他更看重传统文人身上体现出的气质、风度以及他们的才华。”

近年来，谢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钱锺书，另一个则是陈寅恪，所以在研究中经常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用史实来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一种事实比较”。谢泳认为：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和陈寅恪都是极有个性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也非常敏感，他们之间“可以比较的地方很多”。《钱锺书交游考》中就有《陈寅恪、钱锺书诗同用一典八例》《钱锺书、陈寅恪留意古人小名》《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钱锺书和他的两位前辈》等就是这方面的文章。

《围城》是钱锺书的一本长篇小说，现在多有研究者对其进行索隐，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进行关联，钱锺书自己在《围城》序言中也说过：“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谢泳的研究，也借鉴了索隐的结果和方法，主要体现在《<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围城>涉及的人和事》中。通过《围城》，谢泳将钱锺书和徐志摩、郭沫若、曹禺、拉斯基、陈梦家等人之间的“交游”作考证。谢泳觉得注意钱锺书、徐志摩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而且通过这个判断可以发现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对郭沫若、曹禺的印象，谢泳也通过现有史料进行分析，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所得结论也很值得让人注意。通过《钱锺书交游考》，谢泳让我们看到了钱锺书的另一面，那个做学术、写小说之外的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