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容量 轻重亦自知

和赵勇相识，已经快40年了。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我是走上大学讲坛不久的青年教师。他曾送我散文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我一口气读完，从中看到我们当年教与学的痕迹。他说：“大三时，当代文学课由邢小群老师主讲。期间她曾布置过一次分析《人生》的作业，我便写成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论高加林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邢老师点评作业时说：你们怎么都是典型？典型人物、典型形象的，就不能说点别的？我们就笑，笑着笑着我自己就小脸绯红了。”他还写过一篇评张承志的作业，我读时眼前一亮，写了“达到发表水平”的评语，建议他投稿。此文不久由《当代文坛》刊出，成为他文学评论生涯的滥觞。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不约而同来到北京。他考上北师大中文系博士，我调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什么来往。一是他越来越忙。二是我自己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赵勇很在意师生情。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大众文化方面的研究，出版后寄我一阅。这个领域离我阅读兴趣较远，无从回复。但是，知道他爱写、能写，研究赵树理的文字，另辟蹊径，见解独到，我很认同。我曾经的同事梁归智，也是赵勇的老师，不幸病逝，赵勇写了情深意长的悼文，感念学生时代梁老师的启蒙开拓了他的精神视野。

一次，我说：最近看了你几篇文章，你的幽默感，以前没感觉到？他说：是，我以前是藏而不露，闷骚型的。前些天，他又寄来广东人民出版社新出的散文集《人生的容量》。我顾不上近来视力模糊，拿着放大镜，一篇篇读来，再次了解他的人生轨迹，知道了很多当面也聊不到的细枝末节。

他的中学老师刘怀仁，长治师范毕业，在晋城附小教书，后来回到村里教九年制学校。刘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清洁的教室》，要求通篇不得出现“清洁”二字。他不按常规出题，对赵勇相当偏爱。

从1979年到1981年，偏科的赵勇，因数学吃亏，三次高考，才考上山西大学。当时他18岁。

因为上学期间已在刊物上崭露头角，在山西作协主办的《批评家》实习时，主编董大中、副主编蔡润田相中了他，认为他文笔好，思维敏捷，为人正直，工作沉稳，特地向省计委申请了一个毕业生分配指标，想让他毕业后来《批评家》共事，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去。

赵勇分到晋东南师专教书，考上山东师大代培研究生，承诺服务三年。赵勇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已经评上副教授的他，决心奔向学术中心。从1995年到1999年，他又三次考博，人到中年，终于走进北京。

他同时报考人民大学陈传才教授和北师大童庆炳教授，两位导师是同龄人，都处于国内文艺学前沿。前两次考试，赵勇专业成绩领先，外语上卡了壳。第三次考试，考人大外语仍不过线，陈传才赏识他，专门为他申请自费读博；考北师大外语终于及格，专业成绩第一，他成了童庆炳的博士生。陈教授赏识他，长信、短信鼓励他：努力拼搏、轻装上阵，与他保持了20多年的师生情。

赵勇说，用了吃奶的力气，考到童庆炳门下。那一年，他36岁，童老师63岁。童老师介绍他时说：他叫赵勇，从山西一所师专过来。他往我这里考了三次，最终把我考感动了。他知道，童老师对他已出过书、发表七十多篇论文，心知肚明，这样说，是给他个下马威，压一压他的傲气。

赵勇写博士论文，准备了几个顺手的选题，找童老师谈，最终都被一一否定。童老师坚持让他啃一啃西方的东西，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他认为博士论文是“养气”的过程，取巧的题目固然也能拿到学位，但不会带来更多收益。

博士毕业，童老师决定把赵勇留下。有教师提出，“赵勇各方面都还不错，就是年龄有些大了。”童老师说，这一次，我就是想留个年龄大的。过了几年，童老师才说：“当年之所以把你留下，那是我观察了你两年多。然后才发现你是老老实实做事情的，有什么说什么，不加掩饰……”

赵勇评教授过五关斩六将，相当不易。童老师为他争取了一个名额。以至于，童老师把为弟子争名额和建成文艺学研究中心，并列为一生的大事。得童庆炳赏识，赵勇接任文艺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开会、拿项目，忙得不亦乐乎。童老师去世后，他只做了一个任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许，趁年富力强，能够多写一些性情文章。赵勇的散文如珠玑成串，娓娓而谈，不罗列、不堆砌，说人说事，日久弥深，清澈的小溪中，冒出一块块姿态各异的石头。

2021年初，我们的居所面临拆迁。我们的书多，必须早做打算。我对赵勇说：我这里有成套的《新华文摘》《新文学史料》《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想送给你。他特意来探望。但没要刊物，说网上都能查到，他拿去我批过的柳青《创业史》，算作念想。

今年1月，我满70岁。赵勇、赵雪芹、张红萍三位同班同学相约为我庆生。疫情期间，有这样的欢聚，让我难忘。意外的是，赵勇还背来一个大吉他，唱歌助兴。

啊！赵勇原来是校园歌手！

(邢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