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煤担的母亲

小时候，常听村里人说，母亲的身体是“铁”打的。那年头，在老家株洲白石港煤岭上挑煤担时，不少男同志都比不过她。母亲肩膀上挑的担子，往往比别人重，走在山坡上，原本瘦小的她，扁担压弯在她单薄的肩膀上，母亲的身子倾斜向山峦的地平线，却依旧咬着牙关，笑着往前走着。

如今回想起来，母亲为了这个家，一生都在劳累与奔波中度过，没有踏踏实实地歇息过一天。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肉，印象中，平日里吃得最多的就是红薯。那时，哥哥体质差，三天两头犯病，光吃药，对家里来说都是笔不小的开销，父亲每月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着家里的生计，为了给哥哥看病，父母不得不四处借钱，白天忙活了一天的母亲，顾不上歇息，等我们熟睡后，轻轻掩好大门，就挑着担子往煤岭赶去。

煤岭离我家隔着好几里山路，半夜里，山里头黑压压的一片，静得只听得见风儿吹得树梢呼呼儿作响，扎着两条大麻花辫的母亲，总爱唱着山歌给自己壮胆，我曾问母亲：“您一个人走夜路，心里不害怕吗？”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傻丫头，哪有不害怕的理儿，一想到你们还饿着肚子，我心里就没有了害怕二字。等你长大后，就明白了。”灯光下，母亲闪烁的泪花里，仿佛告诉了我一切。是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深远得就如故乡那片无尽的山峦。

母亲约摸走了一个来钟头的山路，终于来到了煤岭山脚下，月光下的煤岭，交织着矿灯的光芒，透过婆娑的树影，一道道刺眼的光线，常常射得人的眼睛都睁不开。大半夜，不少人已挑起煤担从山顶走了下来，母亲也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挑着煤筐很快就到了山顶，煤是自己装，母亲一铲一铲地将煤装进筐内，每铲一下都不忘往里压，直到装不下为止，挑着装得满满的箩筐，就往山下赶去记账。

月色下，挑着担子的母亲，走在颠簸的山路上，远远望过去，负荷明显超过她的体重，原本腿脚不灵便的母亲，瘦小的身子也随着担儿左右摇晃，一路走着，母亲用力地拽紧扁担上的绳索，生怕将煤洒落出来。

从山上到山下，母亲颇费了一番工夫，挤在等着记账的人群中，母亲个头小，却是担子压得最沉最实的一个，轮到了母亲，母亲将箩筐放在了磅秤上，记账的人用手挪动着秤砣，“130斤，萍子姐，少担点，别累坏了自己。”母亲听到数字，笑着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不打紧的，我扛得住的。”母亲嗓门大，声音回荡在山峦，坚定而有力。

母亲双手接过工钱，将一分的十张码在一起，5分的两张码在一块……一担算起工分来，足担的话，只有一元钱，日复一日，挑煤担的这笔钱积攒下来，对于母亲来说，并不是一笔小数目。天气冷，母亲搓着冻红的双手，细数了好几遍，心里才踏实，掏出方手帕沿着边缘掖紧、包裹好，压齐后放在大衣的内侧口袋。

暮色下，穿梭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山里的每条路，每一块石头，于母亲而言，都是有记忆的。一处处山峦挺拔而秀丽，现今，回想起来，大山的模样，何尝不是像极了母亲。

直到快天亮了，一缕缕晨曦，朦胧着村庄的轮廓，母亲抬头，轻轻擦拭着额头的汗粒，微笑着，恰如一轮冬日的暖阳，温暖在我们心底。家里虽不宽裕，有着勤俭持家的母亲，老屋内时不时传来欢声笑语，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编织着童年时代的幸福时光。看着哥哥一天天好转起来，母亲的心也跟着宽了不少，眉头也逐渐舒展开来。

煤岭的山脚下，再走一小段路，拐角处就到了洗煤厂。那时，工厂加工煤时常都在大半夜，一片机器的轰鸣声响彻山峦，划破夜空下静谧的村庄。一听到声响，村子里的人都挑着个木桶，去担煤水，母亲也不例外，从被窝里一骨碌钻出来，披上个外套，拿起扁担，挑着木桶就往山脚跑去。

工厂制作煤时，洗煤厂加工后的煤水，如小溪一般顺着水沟流淌下来，工厂的废煤水，到了村里，则成了家家户户的宝贝。

那些年，母亲与村里人一样，用煤水提炼加工出来，制作成煤饼，搁置在灶房角落，留着生火做饭用。

到了冬季，家里柴火不多，煤饼可派上了大用场，母亲早早就起了床，用木屑点燃火引子，打开炉的风门，扇旺着炉灶，用茶油炒出香喷喷的猪油饭，望着我和哥哥贪吃的模样，灶台的煤火烧得正旺，映红着母亲的脸颊，绽放着冬日里一抹最美的微笑。

夜深了，村子也跟着安静了下来，只听见雪粒儿打在玻璃窗上啪啪作响，父亲唱着歌儿，一家人围在煤火炉旁，拉着家常，一串串幸福的音符，伴着晶莹剔透的雪花一起飘落。

一趟趟列车疾驰而过，掠过故乡的山峦，风笛呼啸，母亲说，那一片煤岭，就是山里娃的出路，一刹那间，那一片月光下的煤岭，仿佛不是在大山深处，而是在母亲的心里。

如今，我坐着高铁回到了故乡。钢铁巨龙翻山越岭，煤岭早已不见踪影，与母亲踏在故乡的山路上，仿佛能听到昔日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星空下，总有一盏灯火，一直温暖在女儿心扉深处，那抹幸福，沿着山路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