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里来网里去”是新的群众路线

许耀桐接受惠州日报记者专访

2011年4月30日惠州日报惠报新闻深拓高端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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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耀桐在圆桌论坛上发言。本报记者黄俊琦 摄

  许耀桐在圆桌论坛上发言。本报记者黄俊琦 摄

人物简介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制定者之一。

昨日,前来参加首届华人网络论坛的许耀桐接受惠州日报记者专访,对于网络问政与城市治理,大部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都提出了很多精辟而独到的观点和看法,对改革存在的难点也并不回避,非常坦率。

■网络问政与城市治理

中国已形成名副其实网民社会

记者: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网络问政日益风行,您觉得网路问政风行的大背景是什么?

许耀桐:中国现在的手机用户是8.89亿,到今年底,估计要突破9亿。大家要知道,有手机就能上网。现在中国网民大概是4.6亿,从这样的现状我们可以判断,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网民社会、网络社会。社会最大主体的就是网民,很多网民通过网络干什么?就是参与政治生活,所以,网民社会确切地说就是网民政治社会。

记者:您刚才提到,很多网民通过网络来参与政治生活,这对中国社会管理结构会否产生深远影响?

许耀桐:没错。过去我们管理结构比较单一化,政府是主导,是一种单一的形式,从上到下,政府主导就是行政力量,管制的色彩比较浓。就是我管你,你要服从管理;我发一个通知,你就要照着办。我们不是说政府不能发通知,发通知也是必要的。而现在互联网的介入,就不一样了,不再是单纯的管理,而是治理,治理就是在管理的中心上不是单一化,而是多元化,政府当然还是管理的中心,但不是唯一的中心,今后管理的还可以是第三部门、中介组织、社会组织,管理的主体应该是多样化。

网络问政有助政府避免决策盲点

记者:您觉得网络问政对城市治理主要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许耀桐:网络问政的作用是非常广泛的,有时政府忽略的、不在意的地方往往就隐藏着很多问题,那么就可能通过我们的网络把意见提出来,这就避免了政府在很多决策上的盲点,也可以给城市治理和发展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

网络对城市治理起到了多正面作用,比如有网民提出在深莞惠三市交界处进行合作开发的建议,就被采纳了。如果在过去,我们可能不会获得这个很好的金点子。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通过网络,执政者可以很好地运用群众的智慧。

记者:您觉得网民会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股新生力量?

许耀桐:完全可以这样说,网民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股新力量,而且越来越强大。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惠州抓出了一个很大的亮点,几年前就开始搞网络问政,在地级市来说开了一个好头,领了一个风气。我非常欣赏、赞成惠州发展网络问政的举措。网络问政是一个潮流,而且惠州的网络问政已经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初步显示出了它的效率、效能。现在通过网络可以收集到很多群众声音,可以供领导决策;网民发现问题就“拍砖”、“灌水”,这对政府工作是一种很大的推动。希望惠州继续把这个工作做好,继续保持这样的势头。

网络世界是真实世界的延伸

记者:网络社会对当政者是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政者应该具备何种素质?

许耀桐:这就要求当政者更多地听取民间的意见。现在很多领导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浏览一下当天发生了什么事,不仅是地方官员,中央官员也是这样做。

我现在觉得网络社会对领导者素质要求非常高,要求他们要有新的群众路线。过去群众路线是说田里来田里去,厂里来厂里去,这体现了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过去的方式,现在也需要,但现在还有一种新的群众路线,就是从网里来到网里去。网络世界是真实世界的延伸,它虽然是虚拟的,但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我认为这个虚拟世界确实能在一个界面上反映我们的真实世界。

权力运行公开才能得到监督

记者:今年3月,我市被中央确定为党的地方组织党务公开工作联系点,您觉得应该怎样利用网络推行党务公开?

许耀桐:我们党也好、政府也好,权力公开透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提权力公开非常重要。现在中央也下定决心,“三公”要公开,就是公车、公务接待、公费出国经费要公开。党委、政府是怎么工作的,除了是属于保密、机密范围的,其他党务、政务都要通过网络向党员和群众公开。

我们过去说,权力运行好就要监督,你不公开怎么监督啊?人家无从下手。你公开了,人家就知道哪些权力运行得好,哪些权力运行得不好,然后督促执政者、掌权者。

■大部制改革与社会管理创新

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

记者:实行大部制改革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您是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制定者之一,您觉得大部制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顺德的改革有何借鉴意义?

许耀桐:我认为大部制改革目标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能。总的一个原则就是,反正市场能管的,我们就让市场去管,政府管一些宏观的,去纠正市场失灵的地方。

职能的转变就会带来机构的减少,大部制不是分兵把口,有一个行当就设一个管理部门,而是综合的、大行业的管理,达到机构减少的目的,另外一个就是权力要相对分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分开,实现决策权上移、执行权下移、监督权外移。

顺德的模式就是提倡党政合署办公,提高效率。我认为要把顺德经验学到家,无非就是党政合署办公,减少机构,提高执行力。

学顺德模式最难的是解决人员出路

记者:大部制改革的阻力和难点来自哪里?

许耀桐:改革最重要就是解决人的问题,大部制改革就是机构少了,官职少了,造成了一些人“饭碗”出现问题,怎么安排这些人员的出路,这是大问题。

改革需要大家有共识,需要大家一起承担改革成本和代价。总体来讲,改革好了,大家都会得到利益;但对一些人来讲,本来他有这个职位的,改革后,他的位置没了,他就有点想不通。这里可以想多一些方法,比如提前退,保留待遇,或者宁愿转到其他地方去。花这样一点代价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学顺德模式最难的还是解决人员的出路问题,机构少了,官职少了,人员要分流,这是比较头疼的事情。

记者:根据您的了解,顺德在人员分流方面主要采取哪些方法?

许耀桐:顺德人员基本没怎么动,有的就是养起来,保留待遇,把职务让出来。本报记者陈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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