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南昌起义

□叶茂庭

2017年7月16日惠州日报纪念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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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大门处的人物雕塑《一代英豪》,纪念南昌起义的5位领导人(左起):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 红海潮摄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大门处的人物雕塑《一代英豪》,纪念南昌起义的5位领导人(左起):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 红海潮摄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内的叶挺将军铜像。 红海潮摄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内的叶挺将军铜像。 红海潮摄

位于惠阳区的叶挺纪念园。 本报采集

位于惠阳区的叶挺纪念园。 本报采集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1927年8月1日,叶挺与周恩来、贺龙、谭平山、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成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打开了新的一页。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叶挺参与了起义的策划、组织以及军事指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壮大北伐独立团全部参加南昌起义

■叶挺以独立团为基础扩充部队,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三大起义奠定武力基础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但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干预和影响下,把军事工作重点放在帮助国民革命军开展政治工作和做国民党上层工作上,忽视武力的建设和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甚至一度禁止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党员,错失了发展党的武装的大好时机。“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级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才非常缺乏。”(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1928年)而参加北伐的蒋、桂、湘等各派都乘势扩大自己的实力,如湖南唐生智部在半年中招降纳叛,兵力由1万多人膨胀到近10万人。周恩来后来总结大革命中党的错误时着重强调:“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1926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埃德加·斯诺:《中共杂记》)

1924年国共合作后,叶挺第一个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赴苏留学,同年底加入中共旅莫支部。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途中,奉命赴肇庆组建第四军独立团,这是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革命军队。叶挺亲自主持制定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迅速把这支新军锻造为所向披靡的雄师。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出师北伐。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叶挺自幼立志从戎救国,担任独立团团长后,叶挺自觉利用职权,在扩充党所掌握的军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北伐开始直至攻占武昌,独立团作战伤亡很大,叶挺不顾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规定,建立特别大队和补充营;北伐军占领武昌时,正值黄埔第四期毕业生1000多人从广州赶来前线,其中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武昌的中央军委机关报到,在叶挺的要求下,大多数分配到了独立团。

1926年12月,占领武汉的北伐军相继扩编,有“铁军”称号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第十一两个军。北伐军中最著名的两名少将团长,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升任十二师师长,而北伐中就是师一级指挥官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只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二十五师副师长。显然,此时的中共未意识到独立掌握革命武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不重视军事工作。叶挺就任二十五师副师长后,亲自回广州、湖南,把北伐时独立团留下的伤病人员集中起来为骨干,再招募新兵,搭起了七十五团的架子,并亲自兼任团长。原独立团则改为七十三团,由周士第任团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之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也接着发生了反革命的大屠杀。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北伐。叶挺率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留守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叶挺 “兼管武昌卫戍工作”。(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4月10日)叶挺坚持在所部中实行“四操三讲”,加强官兵思想教育,练兵备战。5月上旬,蒋介石策动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叛军自宜昌东下,进兵嘉鱼、咸宁,切断长沙至武昌的交通,然后北上进攻武汉,一直攻到距武汉仅20公里的纸坊,武汉政府形势危急。5月17日,叶挺临危受命,率领两个正在组建的无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团,和由工人纠察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临时编成的中央独立师前往阻击。19日,叶挺率部一举击溃叛军,武汉政府形势转危为安。由于陈独秀的右倾妥协,汪精卫、唐生智主张与叛军讲和,武汉政府下令叶挺停止追击,夏斗寅叛军才免于覆灭。

从先遣北伐到武汉平叛,独立团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叶挺的努力和争取下,由一个团发展到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和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共五个团,总兵力近万人。这五个团中,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来自独立团,每个团建立了党支部,营有党小组。后来,二十四师的三个团全部参加了南昌起义;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在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的带领下开赴南昌,加入起义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则在卢德铭带领下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因起义军南下未能赶上,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浏阳农军会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任起义总指挥;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改编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参加了后来的广州起义,成为起义的主力军。

生死存亡关头叶挺挺身而出

■叶挺参与南昌起义策划,是起义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面对蒋介石集团的清党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的中共中央一味妥协退让,迁就国民党右派。陈独秀、鲍罗廷甚至还指责湖南农民运动。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公开发动反革命事变,陈独秀依然顽固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危急的关头。叶挺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路线。“及至河南战争幸获胜利,但冯玉祥得与蒋介石联合,而反对武汉政府。此时武汉政局益趋险恶,两党的分裂已成万不能免之势。但我们仍是让步,保持合作,并没有坚决的作进攻的准备。”((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8年)当时的中央“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于6月28日命令武汉5000工人纠察队自动地解除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解除下来。

面对汪精卫集团正在准备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挽救革命和挽救党,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排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改组了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抛弃了右倾退让的政策,布置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并着手武装暴动的准备。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仍将与一切继续坚持三民主义的革命人士合作。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彻底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至此归于失败。从7月11日起,叶挺所部二十四师奉武汉政府“东征讨蒋”之令陆续抵达九江。7月19日,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各军取缔共产党。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发生转变,形势危急。

7月20日,受中共中央派遣陆续到达九江的党的领导人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以及聂荣臻等找到叶挺,召开碰头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叶挺意识到,蒋、汪相继举起屠刀残杀革命群众,除了诉诸武力反抗,别无选择。由于自己在党的军事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当责无旁贷挺身而出,承担这一历史任务。这次谈话会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7月25日,叶挺铁军开抵南昌,受到南昌人民热烈欢迎。次日,周恩来亦到达南昌,当即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及恽代英同志奉党令由汉口来南昌,与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并由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召集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8年)周恩来在朱德家中住了一晚后,转移到叶挺部其中一个驻地——— 南昌女子职业学校,并用“炮兵营”的代号对外联系。

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传达斯大林以共产国际名义对举行南昌起义的答复密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苏联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В.К.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张国焘还传达了7月26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苏联顾问的意见。会议决定按原计划举行起义,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就绪,起义时间延至8月1日凌晨举行。

叶挺当选革命委员会委员

■叶挺是南昌起义直接指挥者,为起义取得胜利发挥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是叶挺,辖三个团共5500人;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叶挺曾任该师副师长,其中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和七十五团部分团、营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该师驻南浔线马回岭地区,有兵力5000人。当时受叶挺指挥的还有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一军十师4500人。

7月23日,贺龙率第二十军从鄂东开到九江。7月30日下午,叶挺召开了二十四师营以上干部会,传达前委决定,进行战斗动员。叶挺指出,宁汉合作已成定局,蒋、汪联盟的反革命大阴谋已经表面化,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已赶到南昌,准备实行武装起义,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动派的联合阴谋,回击敌人的进攻。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面目,这次起义仍然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枪声响起。起义部队按照原定部署,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张发奎知道南昌有变,立即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带领卫队营从九江坐火车赶去。张发奎认为:“叶挺无疑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他在共产党内拥有很高的地位,并且指挥正规部队。然而,如果没有贺龙与蔡廷锴,他不会具备足够的力量发难。”(《张发奎口述自传》)

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在南昌召开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首先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然后议决成立革命委员会,推选包括叶挺在内的25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

挥师南下向粤东进发

■叶挺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在起义军南征广东中发挥中坚作用

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后,“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聂荣臻回忆录》)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回师广东。对于南下路线的选择则发生激烈讨论。一种意见主张由吉安、赣州取东江;另一种意见主张沿赣东经由临川、会昌、寻乌直取东江。两种意见各有优劣,一时争执不下,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叶挺深知兵贵神速,劳师远征亦为兵家大忌,因此起义之前制订的计划是利用交通便利,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但此时各路军阀已经联手阻击起义军。此时正值南方酷暑季节,暑热难当。起义军进至进贤县时,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折向赣东北,脱离起义军。蔡率部叛逃,叶挺承担了过于信赖老同乡老袍泽、造成了难以挽回重大损失的责任。至临川时,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及二十军五团约700人叛逃。这两起叛逃事件使起义军的兵力大为缩减。

起义军的南征之举,使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极为惊恐。驻守广东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为阻止起义军入粤,令黄绍部防守北江,陈济棠部防守东江,钱大钧部在赣边截阻。起义军经宜黄抵广昌后,前敌委员会决定,叶挺率领第十一军为右纵队,取道宁都;贺龙率第二十军为左纵队,取道石城,于壬田会合后直下瑞金。8月25日,先头部队第二十军在瑞金东北壬田击溃钱部三个团,于26日乘胜进占瑞金,余敌退集会昌城。叶挺指挥二十四、二十五师绕道会昌西北的西江、洛口一带,迂回敌后,主攻会昌,从外围攻击、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朱德指挥一支部队向会昌东北面助攻;贺龙率第二十军一、二师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策应支援各方。8月30日凌晨,朱德、周逸群指挥第二十军三师向钱大钧部发起佯攻。叶挺指挥二十四师在城西一带展开几次强攻,占据了岚云岭敌主阵地外围的一些制高点并发起阵地攻坚战。由于敌军势众,又有工事依托,加上我主攻部队第二十五师半夜行军时迷路,未能及时按预定计划进入阵地,战斗呈僵持状态,曾出现有被敌反包围的危险。叶挺临危不乱,指挥若定,一面在战场指挥,一面派出参谋人员接应二十五师。激战至下午4时将敌人击溃,攻占会昌城。9月2日,黄绍部先头部队2000余人,不知钱大钧部在会昌已被击败,仍从白鹅圩赶来会昌增援,亦被第十一军一举击溃。会昌战斗是起义军南下途中一次大捷,击溃钱大钧部全军9个团。在这次战斗中,叶挺沉着果敢,指挥有方,又一次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起义军击溃钱大钧、黄绍等部后,按原定计划,是从寻乌直走筠门岭进入广东。但是,会昌激战后,起义军有伤员近千人,而且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如何解决众多伤员和战利品的运输成为一个大问题。另外,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叛逃后,已在武汉把起义军将在寻乌集中的消息透露给了各家报纸,敌人已有准备,黄绍虽然败退,但基本实力仍在。如果起义军直接由寻乌入粤,黄绍部必然蹑我后路。为此,根据前委和参谋团在瑞金的决定,起义军由会昌退回瑞金,自9月2日起分三批向东进发,越过闽赣边境,直取汀州,借助汀江的水上交通便利南下广东。

9月5日,起义军前锋到达长汀,前敌委员会对入粤取东江的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起义军经上杭、永定进入广东,在大埔县城茶阳稍停留后,继续沿汀江南下。9月19日,起义军抢占了地处梅江、汀江、韩江的汇合点三河坝。这时,二十五师还在上杭前往广东的途中,为此,前敌委员会决定由朱德率领二十五师2500余人留守三河坝,叶挺、贺龙主力8000余人分水陆两路直趋潮汕。此时,李济深在东江一带集结了7个师2万余人的兵力。粤桂蒋三派军阀联手,又经过近一个月的补充整顿,力量大为增强,并对起义军形成分割包围的态势。等到叶挺、贺龙率部到达潮汕,敌人方面陈济棠、王俊、黄绍已从四方会合,回来攻击。叶挺此刻从军事上计算,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不利,不能分兵拒敌,可是其他负责同志大都不赞成这一主张,决定由周逸群率领第二十军三师留守潮汕。事已至此,叶挺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贺龙率两个军的主力向揭阳进发拒敌。

起义军参与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向海陆丰前进途中,叶挺指挥所部奋起还击,掩护领导机关撤离

曾经在瑞金、会昌遭到重创的敌军钱大钧部卷土重来,会合陈济棠部,向潮汕地区猛扑过来,并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9月28日凌晨,起义军兵分两路,向汤坑方向进击。叶挺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白石至汾水纵深10多里的丘陵地段与敌王俊、薛岳部展开血战。汤坑受挫,使叶挺认识到东江敌情严重。为了挽救部队,便力主撤退入闽。这个正确主张为参谋团所接受,全军东去回援潮州,以图入闽。9月30日凌晨,起义军向潮州撤退,贺龙率第二十军在前,第十一军殿后。但是因为向导语言不通,部队退由揭阳再往潮州,加上部队极为疲乏,行动迟缓。结果敌黄绍部先赶到潮州。撤退途中,叶挺、聂荣臻碰到贺龙的副官,得知潮州失守、汕头也难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部队究竟向何处去?叶挺认为去海陆丰不是办法,越走离三河坝的二十五师越远,主张带上二十五师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聂荣臻则认为没有得到命令而擅自挥师北向,就与西去海陆丰的队伍分开了,还是找到前委再说。于是,他们掉头向西,于10月2日渡过榕江撤至贵屿,3日中午由贵屿到普宁流沙,与从汕头撤出的革命委员会汇合。

叶挺和贺龙到达流沙后,周恩来召集起义领导人举行一次决策性的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叶挺再次主张部队不去海陆丰,建议北退入闽。但是会议根据张太雷在汕头传达的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决定起义军主力撤向海陆丰。起义军主力向海陆丰前进途中,离开流沙不远即遭到敌陈济棠部拦腰截击,叶挺指挥所部奋起还击,掩护领导机关撤离。起义军在流沙被冲散后,二十四师余部约千余人由董朗率领经甲子港登陆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后来这支部队改编为红二师。协助海陆丰农民武装攻克海丰、陆丰县城,取得海陆丰第三次起义的胜利,参与了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留守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在朱德、周士第率领下,与钱大钧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因粮尽弹绝向福建平和、永定退去。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保存起义军约800人,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起义领导人贺龙、刘伯承、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等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向香港转移。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叶挺在起义军南征中,根据自已的军事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可惜有些正确的主张未被采纳。中共中央通告对南昌起义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叶贺南昌暴动,在一般的民众武装时期之中,占有何等重大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民众自己的发动,以及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 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中共中央为叶贺失败事件通告》,1927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