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一辈惠州人来说，再没有另外一座桥比东新桥更具有历史意义。暂且不说东新桥与大文豪苏东坡息息相关，它还决定着惠州古城的格局：桥的东面叫桥东，桥的西面叫桥西。

然而，这条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古桥，在1938年建成现代桥梁之前，一直是一条“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的浮桥。更让人感到唏嘘的是，建筑钢筋混凝土东新桥自1932年开始动议，拖拖拉拉直到6年后才建成，而建成后不到半年，就被侵入华南的日寇所炸断。

东新桥有着900多年历史

古代的惠州府城和县城，被西枝江相隔，入宋后两城交通只能靠一座浮桥连接。据记载，宋绍圣三年（1096），苏东坡资助罗浮道士邓守安建成木船架板的铁索浮桥，并命名为“东新桥”。浮桥由数十条木船用铁索联系，上架木排板行人。浮桥中部用一活动的吊板，留开一个闸口，每天定时把吊板吊起开闸让过往船只通过。浮桥随江面水位升降。苏轼寓惠有诗云“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形象地展现出雨后江上浮桥的奇观。

但是每当洪水暴涨时，浮桥就极有可能会被冲断，又或者当外敌兵临城下，驻守府城的官兵也会将浮桥人为断毁。一旦浮桥被毁，两岸交通受阻，府县两城马上就会形成“一水隔天涯”的尴尬局面。自明清以来，惠州当局都有专门维护东新桥的机构。就算是到了清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当时名为“惠郡东新浮桥管理处”的机构仍出版有 《重修惠郡东新浮桥征信录》一书，向公众公开东新浮桥有关收支款项的报告书。

目前存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档案中的这张东新浮桥照片，拍于100多年前的清末年间，这恐怕是东新桥最早的照片了。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是摄影师站在当时的归善县城门楼上拍的，对面是惠州府城大东门的城门楼。城门楼右侧是文笔塔，塔后是府学宫，塔前则是上下米街及码头，这正是惠州古城最热闹的东江及西枝江流域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为筹集筑桥经费向过往船舶收租金

为了彻底解决惠州府县两城交通，方便府县两城居民生活，上世纪30年代初，惠城当地商会和民间团体成立了“筹筑东新桥委员会”（以下简称筑桥会），向当地人士、商店和海外侨胞募捐。1932年，筑桥会主席张友仁以筹集经费不易，遂议决向惠州沿河两旁堤岸码头收租，“每年租额可得二万四千元”。除此之外，张友仁还急急忙忙地呈请省东路公路分处，将府城大东门拆毁，为兴建东新桥扫清障碍。

筑桥会收租的范围，东面从桥端到东江沙，西面从桥端到风神庙一带，所有没有批准的船只，不能在这个范围内的码头停泊、转载人货等。同时还规定了收租的期限，即自1932年6月1日至1934年5月30日。按照张友仁的盘算，两年的租金可得4.8万元。

筑桥会还特别找来了荷兰工程师“给具图则”，预算的建筑费却高达15万元。这租金显然远远不够。尽管动用了募捐、收租等多种途径，到了1933年5月，筑桥会仅仅募得了七八万元之数。这时张友仁又借用他是东路公路处主任、惠樟公路董事会董事的身份，向省建设厅提出申请，将年前拨借给惠樟公路筑桥款6万元，转拨给筑东新桥之用。

一波三折东新桥拖了三年才奠基

据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介绍，筑桥会最后共筹集了筑桥经费20万元，并聘请了厦门留美建筑工程师林荣森，为东新桥重新设计建筑图纸。但因该桥设计技术复杂，造价过高，招标不成而搁置下来。

1933年，筑桥会委托广州建筑工程师唐锡畴另行设计。唐锡畴按照筑桥会的经济情况，量力而为，改为三跨桥，中跨长120英尺，边跨各90英尺，桥面宽24英尺，人行道每边5英尺，设计荷载25吨，核算22万元，由筑桥会呈报广东省东路公路处审核。东路公路处核减底价为18.5万元，招标结果最低的标价是21万元，超出了东路公路处底价，桥的建筑又搁了下来，并拖延了两年。

1935年年初，筑桥会再生意外。原来，过去船舶进出东新桥，都要收取低廉的过路费，用以维护浮桥的缆索。但是自从有商家承包之后，竟然收起了高价费用，使得“东西两江船户，受其勒索者，莫不怨声载道”。这种情况下，经惠阳县民船工会与筑桥会协商，终于将征收一元的过桥费，减至三毫。

几经折腾，筑桥会终于在1935年11月12日举行了东新桥奠基典礼，时任筑桥会主席叶秉机宣布东新桥限期18个月筑成。奠基典礼颇为盛大，到场的人数多达数百人，军政要员齐集。

施工缓慢导致百姓群情激愤

出乎惠城百姓意料的是，东新桥奠基之后，并没有马上出现热火朝天的场面。奠基之后一个月，有记者专门去探访工地，发现东新桥“自兴工迄今，已有月余，工作人数则寥寥十余人，其工作进行，极为弛缓。而水中两桥墩绝未动工，一切工作机械及各种材料亦未见运到，似此情形，或不能依限完成”。直到1936年7月，这种弛缓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

据何志成介绍，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惠州地方当政者也急起来，公推当地有实力的军人到广州向省建设厅力争，最后得到广东省省长兼建设厅厅长林云陔的同意，并由林云陔和陈济棠亲笔在合约上签名，责成东路公路处促成其事。此时东路公路处只好找到他们熟悉的承包商成安行，以18.5万元的底价，按唐工程师的图纸施工承建。

在施工过程中，筑桥会邀请原设计工程师到工地视察，却发现承包商没有按照施工说明书的规定用料：本应特别订购60英尺长的钢筋，而是采购了一般40英尺长的钢筋，经多处搭接充数。原设计工程师认为这样会严重影响大梁质量，提出异议；筑桥会亦提出反对，声明到时不予验收。为此，东路公路处处长李化被迫下台，东路公路处不肯再负责监理，致使筑桥工程又停了下来。至1937年，省建设厅委任原设计工程师唐锡畴负责监理，筑桥工程又继续进行。

何志成说，1937年发生 “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建桥工程仍然坚持了下去。1937年11月，东新桥完成了一半的工程。为此，筑桥会督促承建商日夜加紧建筑，终于在1938年汛期到来之前，建桥工程全部完成。

建成半年的东新桥被日军炸毁

东新桥竣工不到半年，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惠州第一次沦陷。日军退出惠州时，竟然把新筑成的东新桥拦腰炸断。这对惠城百姓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惠州籍画家刘仑还专门将这一幕绘成素描，控诉日军的暴行。

据何志成介绍，1945年抗战结束后，惠州百姓在断桥残存的基础上，用竹木材料搭成一座人行桥，虽然不好看，但好在安全胜过浮桥，洪水来时仍可维持两城交通。

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仅用半年重建而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将修复东新桥提到议事日程，仍聘请唐锡畴为修复东新桥的工程师，重新进行测量、设计、绘图和招商投标承建。1950年9月，惠州第三届人代会通过建筑东新桥的议案。1951年，省政府拨了10亿元、惠州百姓捐款14亿元用作建筑费用。3月10日正式开工，半年后的9月21日，崭新的东新桥竣工。

据1951年10月26日的《大公报》报道，东新桥是“惠州解放以来最大规模建设工程之一，全部工程费共达二十一亿元”。该报道还透露，原本百姓预定的捐额是10亿元，但在百姓的热烈响应之下，超额地完成了任务。这或许也是东新桥能如此之快得以重修的缘故。

当时的惠州人民为了庆祝东新桥的“重生”，举行了万人庆祝大会。同时，在东新桥重新开放通车典礼上，惠州人民还赠给唐锡畴工程师以“热心建设”的金质奖章，留作纪念。

本版文字 《东江时报》记者严艺超

本版图片 （除署名外）《东江时报》记者严艺超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