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生

说来惭愧，从事文字工作已有34年了，却没写过一篇怀念父亲曾孟簪的文章。父亲是1976年逝世的，死于脑溢血，享年70岁。

父亲过世后，三叔曾敏之从广州寄来的悼唁信，叮嘱我要从父亲这辈子中吸取经验教训，学会成长做人。（编者注：曾敏之，海内外著名作家、诗人、报人。上世纪40年代任《大公报》记者期间发表长文《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轰动一时。1978年调到香港《文汇报》，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居港期间，任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世界华文联会会长，曾获颁香港特区政府荣誉勋章。2015年1月3日在广州病逝，享年98岁）。其诗集《望云楼诗词》中有一首缅怀父亲的诗，题目叫《哭簪哥》，对父亲一生作了概括和总结：

少孤作客两飘萍，澣海溶江断裾襟。

创业昔闻长袖舞，履霜今悼百年身。

曾因儿女呼多债，永对青山目岂瞑。

正是江天枫冷候，雁行零落不胜情。

父亲曾在广西溶江一带做生意。诗句“创业昔闻长袖舞”便是赞父亲做生意的才能。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拖家带口从融安县回到家乡黄金镇安家。

父亲有一手远近闻名的盲打算盘的绝活。他记账算账从不看算盘，眼睛只盯账本，加减乘除，算盘子拨得飞快，别人一两天才能算清的账他半天就能搞掂。政府用其所长，将他安置在黄金供销合作社。

计划经济年代，每年农忙季节开始前，乡镇供销社都要开一次物资交流会，黄金的交流会设在圩部亭。每次交流会期间都是人山人海，供销社上上下下要忙好一阵子。有一次交流会结束算账时发现少了1000多元，那时1000多元可是个大数字。父亲是管收钱的，有人说是被父亲贪污了。贪污千元在那个年代是要掉脑袋的。当天父亲被五花大绑关进公社小会议室。

父亲被关后，母亲六神无主，以泪洗面。为了争取父亲能早日出来，母亲要我给父亲送饭时，写一张“老实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的字条埋放在饭里。那天我给父亲送饭，父亲看了纸条后老泪纵横，充满委屈地轻声对我说:“告诉你阿妈，阿爸没贪污！冤枉啊！”那是1970年的事，那时我才10岁。好在供销社了解父亲的为人，再次组织人核查，结果发现是账算错了。父亲逃过一劫。

“曾因儿女呼多债”，三叔写的《哭簪哥》中这句诗，道出了父亲为人父的许多尴尬和辛酸。

父亲先后娶过3个妻子，共生下8个子女。我们家的家庭矛盾主要集中在儿女的教育养育上。因家里穷，母亲对亲生子女就偏心一些，这让同父异母的哥姐心生许多怨气，二姐三姐常把气发在父亲身上。父亲劝说母亲时，母亲又冲着父亲大光其火，父亲夹在二姐三姐和母亲之间两头受气。家书里父亲常向三叔诉说心中苦楚，便有了那句“曾因儿女呼多债”的诗句。

父亲生活上一向精打细算。我是三年困难时期出生的。听母亲说，生我时，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对猪脚，才让她有力气生下我。那时，别说一对猪脚，锅里稀粥能泛起几星米粒的人家都很少。

父亲是个很顾家的人。有段时间他驻点黄金江口水电站供销点。供销点在电站水坝下游约一里多的小山坡上，距黄金街六七里。坡对面是电站引水渠。山里的圆木材都在这里起岸。

山民们将圆木起岸后，按尺寸锯齐两头，而后堆在一起等卡车来拉。锯下的圆木边角料是最好的柴火，很多人都盯着想要。但送给谁，放木头的山民说了算。

精明的父亲略施小恩小惠，或将有指标限制的烟酒卖给山民，或将卖空了的酱油坛、豆腐乳罐送给山民。于是山民与父亲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父亲将这些边角料收起来，用斧头劈成手臂般粗细，再用绳索绑成三四十斤重一捆。母亲在黄金搬运组当搬运工。父亲捆好的柴火，刚好可由母亲借工作之便，蹭运木头的顺风车送回家。这件事情上，父母“假公济私”堪称无缝对接。父亲驻点江口那段时间，我就是不去打柴家里也不会缺柴烧。

父亲逝世前两三年，主要负责黄金供销社农资供应门市工作。当时黄金山区有宝坛、四堡、拉郎，寨琴四个大队，只有宝坛、四堡有供销点。山区没有公路，运送物资都得用肩挑。

父亲掌握着挑担雇工的大权，我和我的发小们经常得到关照，因此，挑四堡担、宝坛担便成我初中学生时代勤工俭学的主要财路。四堡、宝坛供销点，距黄金街分别约为20公里、35公里，都是七弯八拐的山路。每逢星期天、寒暑假，父亲就叫我和我的发小一同去挑担，赚点学费和零花钱。一趟下来，能赚一二元钱，多时有三四元钱。那个年代，每学期学杂费也才四五元钱，一碗素粉一毛钱，肉粉一毛四。兜里有一二元钱，绝对能算上是学生中的“大款”。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43年了，三叔当年叮嘱我要从父亲那里学会做人处事的道理，我一直没能悟透。长袖善舞多作贬义用。“创业昔闻长袖舞”，显然是化贬为褒。

卑微低调，勤勉护家，是父亲这辈子始终在舞的两只长袖。卑微低调，有时会被人视为软弱可欺，但却可远离是非，可以不显山不露水地保护自己及家人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甚至躲过劫难。

勤勉护家，让家人免于可能的穷途末路，让子女得以健康成长。这些，何尝不是人生舞台的另一种长袖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