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景观背后的中国文化之谜

——读段义孚的《神州》

惠州日报2019年08月18日

从小,我们就被“大兴安岭,雪花还在飘舞;长江两岸,柳树开始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我们的祖国多广大”所鼓舞。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使得中国山川广袤,物产丰富,景色秀美,还造就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奇特景观。

讲述从史前文明到现在的中国人对地理景观的文明改造过程

美国科学院院士、华裔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和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合著的《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以下简称《神州》,赵世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第一次出版),以人文之眼和历史视角,讲述了从史前文明直到现在的中国人对地理景观的文明改造过程,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持续不断的精微适应和文化塑造。

段义孚是公认的当代重要的地理学家之一,尤其是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大师,其开创的新的学术领域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神州》是其早期著作,直写到1950年后。在此次译著国内出版时,加入了唐晓峰撰写的第九章“改革开放(1978—):尚未休止的巨变”,让读者通过阅读建立起的中国地理意象可以延续至今。在书中,段义孚打破了将自然地貌与人文景观割裂开来的传统写法,以“景观”为核心,将经济、社会和文学、艺术融会贯通,为我们揭秘了中国地理“景观”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

“人类择水而居”,谋食而生。地理环境不仅为人类发展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建设资源,还决定着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各种天灾,从来都是人文风俗中的重要因素。比如《东汉帝国:人口的骤减与南迁》中,“公元2年时汉帝国的人口是5800万,到公元57年,下降至2100万。”毫无疑问这是个巨变,究其原因,段义孚发现是“黄河泛滥”。黄河的屡次决口、改道,不仅吞噬生命,淹没田地,还使得中国人口往东“山东半岛高地”,向南“长江三角洲”“鄱阳湖盆地”“汉江流域”等迁移。足可见人与自然地理间的关系是非常深的。这种关系在中国山水画中便可窥一斑,不管其间点缀的屋檐廊角,还是村庄茅舍,亦或渔樵行旅,均表述着“无人”的自然并不美。

这种地理景观除了变化的外形特点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它所表达的文化意义

“地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书中,段义孚对中国地理景观产生的缘由及其背景进行了深入探究和历史追问。比如中国绘画作品中,画山多是裸露的岩石上清晰地点缀几棵姿态别致的树,而不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中国古代山上的树都到哪去了?基于这样的追问,就会找到类似的地理景观,如众所周知的“八达岭长城,如果拿出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照片一看”,长城逶迤“蜿蜒在光秃秃的山上”,异常醒目。但是今天,却是隐蔽在枝叶扶苏的树林里。昔日的长城地理环境是为防御需要,今日则是旅游发展和生态环保需要。所以人类在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同时,也在与地理环境进行着交流、渗透和改造。特别是在第九章,中国人对大地的影响,远比之前两千年要来的剧烈得多,毕竟“神州大地不会隐藏任何秘密”。

而这种地理景观除了变化的外形特点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它所表达的文化意义。比如段义孚说中国是“房子中间围出一个院子”,而西方是“院子围着一个房子”。虽然“江山”“山水”“江湖”“国破山河在”均是山和水两样自然的东西,却组成了不同含义的中国地理词汇,皇帝坐“江山”,大侠走“江湖”,画家画“山水画”“国破山河在”表达的是社会价值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中国景观的变迁中逐一得到了呈现和被赋予。

“人是需要有归属感的。”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定会追根溯源探究文化与地理的演变过程。而《神州》不仅让我们洞悉了中国地理景观背后构建的华夏文化,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饱满人性和意义的洞察地理眼光。

(秦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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