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讷讷的”丰子恺，朋友圈却耀眼

丰子恺是一位全能型的大家，他精通绘画、音乐和散文，还是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他的创作以“童心”为要旨，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

但丰子恺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就像他的好朋友、作家郑振铎所说的那样：“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常常讷讷的，言若不能出诸口。我问他一句，他才质朴地答一句。”即便这样不善交际，丰子恺却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弘一法师、马一浮、鲁迅、叶圣陶、夏丏尊、郑振铎、俞平伯、林语堂、朱自清、巴金……涵盖了文坛艺苑诸多闪闪发光的名字。

近日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星河界里星河转：丰子恺和他的朋友们》，以文化随笔的形式，记述了丰子恺自上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与中国文化大家及名人交往的故事。

亦师亦友李叔同

对丰子恺的一生影响最大者当属李叔同。1914年，17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所学校，丰子恺遇到了李叔同。

丰子恺从李叔同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首先是绘画，李叔同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在上海《太平洋报》当编辑，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两地当教师。

丰子恺在师范学校时学习成绩优秀，一二年级时不少科目考试都是第一名，三年级以后忽然降到第二十名，因为他专心于李先生所喜欢的文学、艺术和音乐，而旷废了许多师范学生的功课。

丰子恺清晰地记得一件事。有一晚，当时任级长的丰子恺为公事到李叔同房里去汇报，报告完毕将退出时，李先生喊住他，用很轻却严肃的声音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当晚，这句话便决定了丰子恺的一生。从这晚开始，丰子恺便决定，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

六部耗时半个世纪创作的《护生画集》，见证了二人深厚的师生之情。

尊重鲁迅更热爱其作品

“文人相亲”这个词，讲的就是鲁迅先生和丰子恺之间的情谊。鲁迅的《阿Q正传》，那些精美插图中深入人心的阿Q形象就是丰子恺创造的。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丰子恺与鲁迅先生相识，始于1927年，丰子恺从日本回上海后，经常去四川路的内山书店，鲁迅当时是内山书店的常客，经书店主人内山完造介绍，两人便相识了。

1927年11月27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星期日。晴。上午得立娥信，十九日发。黄涵秋、丰子恺、陶璇卿来。”鲁迅这条日记明确记载了丰子恺为译书“撞车”而专程登门拜访的事。所谓译书“撞车”，是指鲁迅与丰子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几乎同时翻译出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事，这在当时的中华文化界实为罕见。

因为当时丰子恺还是一个文艺青年，而《苦闷的象征》又是丰子恺的译作第一次出版，所以，他对“撞车”之事深感不安，决定登门拜见鲁迅。

丰子恺见到鲁迅后很抱歉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也很客气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本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的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他俩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许多。

这次见面后，丰子恺更尊重鲁迅，更热爱鲁迅作品。

星河界里星河转

书名《星河界里星河转》，缘自一副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这副对联也见证了丰子恺与国学大师马一浮的师友关系。

丰子恺一生移居过许多地方，漂泊的生活却始终没有扰乱他超逸的心灵和对家园的依恋。每到一地，他总要因陋就简营造一个宁静而温暖的家，并为这个家园取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小杨柳屋”是他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住的陋屋；而“缘缘堂”的匾额，曾悬挂在他在上海江湾和故乡石门湾的寓所门楣上；遵义南潭巷的“星汉楼”和重庆的“沙坪小屋”是他在流离途中温馨的家。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回到上海，曾经在多处临时居住。

1954年9月1日，全家搬进了一生从未住过的西班牙式小洋房。但丰子恺却因病住院晚了几天，才享受到这份喜悦，能起床走动时，他搬到新房的二楼，看到那梯形阳台不仅有南窗，还有斜斜的东南窗和西南窗，上面还有天窗，白天阳光充足，晚上皓月当空，他非常高兴，好一座日月楼，丰子恺不禁脱口而出：“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觉得这是一副对联的下联，虽然苦苦思索，却没有想出合适的上联，他把这事儿告诉了马一浮先生，马一浮为他撰了“星河界里星河转”。丰子恺自己写了“日月楼”横批，和这副对联一起裱了，挂在阳台上。从那时开始，丰子恺在日月楼度过了21个春秋。（宋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