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那村

我认识召楠姐是在1996年。如果走在大街上，很难将召楠姐的形象与一个“屠夫”挂上钩。摘掉身上那条沾满血污的围裙，她就是一个端庄秀气的姑娘。如果真要找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有一双孔武有力的粗壮手臂。

召楠姐姓刘，是惠城区汝湖镇围仔村人，和我一起租住在市区的一栋老宅里。由于仅一墙之隔，我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召楠姐的父亲和叔叔们都是杀猪卖肉的“屠夫”。她父亲常年多病，在她刚满16岁时，父亲留下了一笔巨额的债务便撒手人寰。排行老大的召楠姐被迫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桥东市场杀猪卖肉。或许是起早贪黑的原因，或许是家中沉重的债务，召楠姐一直未婚，成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大龄剩女。

一个周日，召楠姐找我帮忙，要用三轮车将一台二手洗衣机运回老家。闲暇在家的我欣然同意。那天，烈日当空，炽热的阳光像一把熊熊大火。我们蹬着车缓缓前行，洒出一路汗水。行近两小时，终于到达围仔村。只见一条崎岖不平的泥路，到处坑坑洼洼；路旁一污水沟里，卧着三头小牛，黑乎乎的泥水浸全身，只有眼睛和鼻孔露在外面，发出惬意的哼哼唧唧声；附近一池塘，漂着浮萍和垃圾，阵阵恶臭袭来，令人作呕；村子里杂草丛生，房子多是年久失修的老屋……尽管我也出生于农村，但还是被围仔村那一片片凋敝破败的景象给震惊了。

沿着狭小的村道，七弯八拐，终于到了召楠姐家门口。一只小狗拦住我们“汪汪”直叫。召楠姐的妈妈闻声从里屋迎了出来，望着眼前的两个人，竟一时不知所措，便对狗吼了一声：“自己人！”狗把头低了下去，摇着尾巴领我们进了屋。

召楠姐的妈妈衣着朴素，身体消瘦，顶着半头白发，局促中不时伸出枯枝般的手捋着额头上的几缕发丝，眼睛如两盏射灯般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我被她的目光看得有点不自在，赶紧把买的几包糖果递过去。召楠姐的妈妈满怀欢喜地收下了，对我不停地嘘寒问暖，还从锅里拿出一个热乎乎的玉米棒，拍了又拍，吹了又吹，双手递给我。随后，她还热情地为我张罗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当然，肉都是召楠姐带回去的。

从围仔村回来后不久，我搬出了出租屋，住到亲戚家。由于距离远、工作忙，我和召楠姐就很少见面。后来，听说召楠姐离开了桥东市场，跟一个男子走了。因当时我们都没有固定的电话，就这样断了联系。

岁月如梭，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召楠姐和围仔村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薄，反而不时浮现于脑海。

岂料2023年的一个秋日，召楠姐竟通过我的一位同事加了我的微信。她在微信上开心地跟我聊起她的情况。原来，召楠姐在卖肉的时候，碰到一个同村的年轻男子，这男子在村里种了十几亩甜玉米，甜玉米收成后，除了部分卖给镇里的加工厂外，他也会用三轮车载到桥东市场附近摆卖，以卖个更好的价钱。召楠姐跟他接触几次后，觉得这男子为人实在，并且很能吃苦，是自己理想的意中人，俩人就慢慢地走到一起，结为夫妻。婚后的召楠姐发现种甜玉米的收入比自己杀猪卖肉的收入更可观，便毅然跟丈夫回到村里做一个“甜玉米种植专业户”。经过夫妻多年的打拼，她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建起了两栋楼房，一栋自己住，一栋给母亲住……在微信上，召楠姐一再邀请我再到围仔村走一走，到她家去看一看，我高兴地答应了。当驱车再次来到围仔村，映入眼帘的是平坦的柏油马路、清澈流淌的小河、井然有序的现代楼房、洁净的休闲广场……一幅幅美丽宜居的新农村画面让我怀疑汽车导航是否导错了地方。

在一栋三层小洋房前面，我心中一直挂念着的召楠姐，手牵着小孙儿，正朝着我的车子用力地挥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