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生生》 ——TCL敢为40年 管理书籍推荐

1981年7月28日，广东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批复，同意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与香港耀和洋行在惠州合资经营“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录音磁带。在当时国家工商总局核发的全国合资企业经营执照中，TTK的编号为0012，是最早成立的13家中外合资企业之一。

合资企业的一方惠阳地区电子工业公司，听起来名头很大，事实上，这家由惠阳地区机械局电子科开办的公司既无资金也无编制，用厂房作为股本入股，厂房也是向一家兄弟公司——农业机械公司租来的，是他们的仓库。合资的另一方，是一家在香港卖电器的港商，也没有实际出资，而是以生产磁带的二手设备作价出资。

今天来看这种合资，中方相当于“空手套白狼”，并没有真正投入资本金，外商胆子也很大，对着中方租来的仓库也敢去试。双方都觉得自己不吃亏，就一起合作，等赚钱后合资公司再陆续添置新设备。

“TTK是一个白手起家、敢为人先的案例。它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定点项目，其产品从磁带到后来的电话机，都不能通过国家正规渠道分配和销售，唯一的出路就是捕捉市场机会，从市场上找饭吃，快速决策，一旦打开局面就快速扩张。当时的发展动力就是赚钱，TTK总经理张济时有句名言，‘只要能赚钱，棺材我都做’。可见大家真的穷怕了，感谢改革开放，才有了赚钱改善生活的机会。赚了钱，企业就能活下来。所以我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赚钱过好的生活。”李东生说。

1982年李东生大学毕业，有两个选项，一是惠阳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一是惠阳地区公安局通信科。他都没有去，而是走上了第三条道路——主动选择加入刚开办不久的TTK公司，工号43号。

回忆当初，李东生的想法极为纯朴：“我是学工科的，想实实在在干点事。TTK那时候刚开办，很需要人，也有干事的机会，而且外资企业工资也高一些。”

初到TTK，李东生在车间当技术员，要向线长报告，线长是一个比他小几岁的姑娘。港方老板叫翁耀明，不是做工业出身，但他派到厂里的代表蔡润标是做工业出身的，他带来了香港的工业管理经验，对工作和员工的要求很严格，说话也很刻薄，他的英文名叫波比（Bob）。

TTK一起步就引进香港式管理，上班用打卡机打卡，迟到扣薪，一次迟到一个红字，迟到三次扣一天工资，如果一次迟到超过15分钟也扣一天工资。当时很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人浮于事，能做到按时上班的都很少。TTK采取流水线作业，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谁做慢了，东西就积在谁的工位上。在计件工资下，谁做得慢，工资就少。这种利益机制驱使大家努力工作。“如此一来，TTK的效率很高，和其他企业竞争，没有道理输。”

李东生对工作认真负责，又充满好奇心，爱学习，所以TTK董事长范品魁、总经理张济时放手让他去干。范品魁是惠阳地区机械局局长，张济时是机械局电子科的干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愿意主动到企业工作的更少，所以他们很器重李东生。他们充满信任的授权，反过来又强化了李东生的自觉担责。如此循环往复，从车间技术员到车间主任，到派驻香港的业务经理，李东生如鱼得水。

20世纪80年代，日本TDK公司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电子组件与记录媒体制造商，TTK的名字便是仿其而来，这为TTK迅速打开国内市场提供了便利。当时什么都缺，磁带业务一上市就供不应求，TTK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

比李东生稍早一点进入TTK的杨利记得，1983年，张济时带他去广西桂林参加全国电子产品订货会，“就是摆地摊，把塑料纸往地上一铺，产品往上面一摆，就像卖老鼠药”。张济时负责吆喝，一个同事负责写合同，杨利负责搞后勤，“全国各地的广播公司、器材公司，上来就疯抢，就跟不用花钱一样。圆珠笔的笔芯平时用一个星期都没问题，那次因为写的合同太多，一天就用光了。”

1983年秋天，TTK作为首批中外合资企业到北京参加中国首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成果展。负责供销的负责人临时有事去不了，张济时安排李东生前往，还叮嘱他，“不用太紧张，主要是去开开眼界”。那是李东生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坐飞机。

没想到李东生第一次外出就玩出了新花样。他花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招牌，又买了彩带、射灯等装饰品，流光溢彩的TTK展位分外抢眼，甚至吸引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在展台前驻足了许久。

展会结束，按惯例，展品要打包运回去。李东生算了一笔账，运展品要多花一笔钱，不如就地卖掉，既增加销售收入，又节省运输成本。当时打电话极不方便，没法及时请示，他就自作主张，将展品全部折价出售。回来后，不但没有因擅自做主被批评，张济时还夸他干得好。这种贴近市场、灵活务实的经营路子，从此在李东生脑海里生根发芽。

最初，TTK做的是磁带产业链中最末端的后续装配环节，有了原始积累后，张济时萌发了引进上游磁带涂覆设备的想法。这个决定，对李东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直接的影响是，李东生在1984年夏天当上了车间主任，带着20多个年轻人，冒着酷暑经过大半年奋战，让这一涉及化学、电子、机械等多个专业的项目，顺利投产。进口设备金额高达50万美元，是当时惠阳专区电子行业投资最大的项目。经此一役，李东生给人们留下敢啃和能啃“硬骨头”的印象。

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则是让李东生意识到，“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越往产业链上游挺进难度越大，但相应的利润空间也越大。就像吃鱼，刚开始吃，觉得鱼尾巴还不错，天天吃就没什么味道了，要争取吃到鱼肚子上的肉，那里的肉肥嫩鲜美。

（摘自《万物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