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说。在中国自古至今的行政区划中，县域一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随着各级对于县域发展越来越重视，“县域之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县域之治”，不仅包括“社会之治”“经济之治”，还包括“文化之治”。博罗县政协主持编撰《博罗历史文化丛书》，顺应新时代发展潮流，必将成为博罗文化建设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彰显“文化之治”在博罗奋力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第一方阵的重要意义。

全面展示博罗历史文化多元性和系统性

《博罗历史文化丛书》一共6卷。如果说，《博罗历史文化概论》《博罗历代名人》《博罗历代诗词楹联》《博罗历代摩崖石刻》《博罗古村览胜》专业性更强的话，那么毛锦钦编著的《博罗风物探秀》一书，则更加强调题材的“接地气”和通俗性。6卷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体现了博罗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和系统性。具体到《博罗风物探秀》而言，这部作品立足于博罗的山川地貌、着眼于博罗的风土人情，按照风景、风俗和物产三大概念，从浩瀚的古今典籍和著作中爬梳剔抉、古为今用、他为我用，系统展现博罗的景观、习俗、物产、美食和文化艺术，从“大文化”视野来观照、审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文化的“再出发”这一时代命题。

这些时代命题也应该是走到新时代前沿的各类风物应有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祠堂为例，《宗族家风祠堂传》一文，对博罗祠堂的分类和功能、建筑特点和风格、文化构建和文化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在祠堂花饰图案的解释中，作者介绍说，莲花代表做官要清廉，松树和鹿代表进取，牡丹代表富贵平安，竹子和嫩芽代表人丁兴旺，这些都寄托了中国人朴素而美好的人生追求；而祠堂具有谈论事务、宣讲学教、惩罚违规家族成员等功能，是社会治理在乡村、家族中的延伸。当今时代，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倡导德治、法治、自治结合。祠堂建设及其催生的乡规民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学者李礼曾经在《祠堂里的乡村信仰》一文中说过：“当下的重新修建祠堂风潮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可视为对内心生活秩序重建的一次努力，其间也包含了中国式信仰的重拾。”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种信仰更多体现为一种生活哲学。这种生活哲学，非常看重人生的充实历练和人生境界的提升，比如《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苏东坡所说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这部作品中的许多篇章，如《罗浮仙境天下奇》《五色之彩秀仙境》《古城悠悠情深深》《特质鲜明古民居》《住宅营造求吉祥》《世俗节日话庙会》《代代相传舞春牛》《山歌飞扬客家情》等，都通过朴实自然的描写，显现出自然山水、风俗民情、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优秀文化因子在乡村治理、“县域之治”中的时代性体认和文化上的皈依。

提供一个乡村文化“再出发”的蓝本和标本

厘清“县域之治”背景下乡村文化的意义只是第一步，乡村文化的“再出发”才是命题的所在。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过“旧邦新命”，很有借鉴意义。他解释说，所谓“旧邦”就是祖国，就是中华民族；所谓“新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就是既要以之保持“旧邦”（即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和个性”；同时又要以之实现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即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旧邦新命”意味着“新旧接合”。在这方面，《博罗风物探秀》很好地体现了“旧邦新命”的宗旨和理性、建设性原则，这部作品不仅善于“探秀”，而且善于“探究文化发展的未来”。比如“驰名特产”一章中，每篇文章除了介绍这些特产的生长生产、制作工艺和文化内涵，而且还展望了它们的前景，如对于惠州首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草油，作者希望它“进一步走向世界、造福人类”；对于博罗年桔、黄皮、荔枝、凉果、菜心等特产，全面展现了这些特产在“农业+科技”的新时代所爆发的生命力和文化力。

众所周知，挖掘、提炼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其现代性转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环节。以风景、风俗和物产为代表性的博罗乡村文化，因为早已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水乳交融，所以需要进行系统化梳理和分析，赋予其时代表达和呈现。从这个意义来讲，《博罗风物探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乡村文化“再出发”的蓝本和标本，必将促进博罗县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