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那么一代人的记忆意识里，有一个历史词汇“新三届”。不同于“老三届”单指1966年至1968年之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新三届”指的是1977年至1979年参加高考的广大学子。这些学子，当时有的才十五六岁，有的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

1977年秋冬，我所在的和平县上陵公社五七中学五指山分校的老师们，高兴地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告知两个高一班的新生，并以陈景润钻研“歌德巴赫猜想”的事迹，鼓励学生们“勇攀科学高峰”。师生们都知道，从大坝公社来教数学的黄优青老师，一边给学生上数学课，一边在复习准备参加高考。而我在化学老师徐鸿林的循循善诱下、在语文老师曾月宏的鼓励下，心底偷偷埋下了“我要考大学”的种子。这一年的高考，从12月11日开始考了两天。

1978年的高考，则从7月20日起考了3天，用的是全国统一试卷。也许参加高考的人数比1977年大增，连远在公社10公里外的上陵五七中学，也被定为考场。也许是试室不够，除6个课室都是试室外，学校中厅也成为了试室，作为学校选定“高一学生参加高考练兵”的4个考生之一，我和10多个考生就在中厅（前后无墙的穿堂中厅)试室考试。记得当时还有下车公社的考生也在中厅参加考试。

我考试的心态很放松，总分168分。政治、化学得分还算过得去，而数学分数却是惨不忍睹。教高二数学的刘紫阳老师却对我们说:“你们高一的4人数学成绩算不错的了，我参加高考改卷，知道很多考生的数学‘得粄’‘吃鸭蛋’（指得零分)呢。”我还清楚记得，作文占语文试卷的30分，要求把《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篇文章缩写成500字至600字的短文，同样参加了高考改卷的高二语文老师郑培根，将我重做的缩写作文贴在课室外走廊的墙上，供参加1979年高考复习的同学观摩学习。老师的鼓励让我陡增信心。

1978年，上陵公社五七中学出现了老师、社会青年、高二应届生与高一4名同学同上考场的场面。入围大学分数线的只有3人，更让师生惊叹并令我佩服的是，一个1972年上陵五七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当兵复员后，马上参加高考复习。他那在煤油灯下刻苦用功的身影至今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而且他考上了惠阳师专中文系，成了我心中的榜样。结合新一年的高考改革办法和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优劣，在教政治的曹美伦主任和教历史的黄国英老师、教地理的曾月宏老师的指导下，我决定高二读文科，并在心中作出了应对1979年高考的计划:弃考英语，语文以平时积累为主，政治按老师的指导复习即可，恶补数学，主攻历史与地理，争取多拿分。我的小目标是争取比1978年多考100分，长远目标是再考两年，争取上大学，不行就第三年考中专。

学校一个决定又一次将幸运降临我头上:1979年三四月份，上陵五七中学推送高二“四大苗子”到和平中学插班复习，我被分插到作为文科重点班的高二（2）班。还记得，语文老师吴展助、黄镜盼，数学老师陈裕望、罗焕伦,政治老师凌鼎业,历史老师钟才博,地理老师黄平钦等，是当时的科任老师。在经验丰富的名师教学的课堂上，我大开眼界，茅塞顿开，进境颇多，受益匪浅。我一边用心听课、认真做笔记，一边对照1979年高考复习资料死啃：讲究方法背记政治、历史、地理，硬是将数学练习题几乎做了一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时间里，在和平中学的考场上，我从容淡定考完了所有科目。接近放榜的某一天夜里，我梦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1979年8月的一天，我的姐姐步行20多公里，追踪到正在山坑田里劳作的我，将大专入围成绩通知书送到我手上。哈哈，成绩几乎与所梦一样，总分278分。当时文科大专入围线为250分、本科入围线280分，我差2分上本科线。全县有42人考上大专以上的高等院校，其中被惠阳师专录取的有17人。

从新旧数据对比来看，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高考的竞争，可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来形容。其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共和国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40多年过去，他们大多退出了工作岗位，当时16岁的我也已年近花甲，可当年参加高考的记忆却不会褪去。那段青葱岁月的追梦之旅，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