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处在东江流域中游的惠州作为东江文化的凝聚点和枢纽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原因在于，惠州境内远近闻名的罗浮山和西湖，不但具有较强的自然与人文标识度，同时也是文化通融的场所与结果。

在中原文化视野中，直至晚清，“岭南”还被一些人认为是蛮荒之地。但罗浮山在秦汉时期就负有仙山之盛名，进入了北方文人术士的游历、吟诵和生活视野之中，从其得名来看，正是在南北交融视野中，罗浮山作为仙山的人文意义得以成型。地志记载中的“蓬岛浮山来南”“东海罗山、南海浮山的合一”两说可谓佐证，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总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罗浮山，在县西北二十八里。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另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考罗浮始游者安期生，始称之者陆贾、司马迁，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赋者谢灵运。”罗浮之成名，最初得益于北地文人之兰心蕙质。如果说，北方文人南下罗浮，是在诗词文赋与求仙问道中，将罗浮塑造成世外仙境、福天洞地的话，那么，宋明之后，南方文人北上，在其回望故土的诗文之中，则赋予了罗浮现实家园的象征。在宋代的古成之、崔与之、余靖、留正、李昴英等一批岭南士子笔下，罗浮隐约有了家园的意义；而在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的400多篇（首）诗文中，罗浮已经作为一个清晰而重要的家园意象，寄托着他们背井离乡的浓郁乡愁。北望与南归双重视野中的罗浮，其壮观宏伟的自然景观及其所蕴含的包容、淡定、温暖的人格内涵逐渐清晰。近现代的革命与战争中，当罗浮山以其伟岸险峻为东江儿女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场所和战争壁垒时，英雄气概、反抗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等也融汇成了罗浮文化的因子。进入21世纪之后，罗浮不但是东江地区重要的山水人文景观，还发展成影视基地、中医药基地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罗浮传统的现代性内涵更加丰厚。如今，罗浮文化已经融合了自然与人文，仙气与地气、传统与现代的因素，成为具有复合性的东江文化的重要表征。

文化具有山性与水性，山性意味着文化中敦重朴实的一面，水性意味着文化中飞扬飘逸的一面。地处温暖多雨的粤北，东江地区雨水充沛，湖泊处处可见，它们如一串串明珠，闪耀在东江大地之上，孕育出文化的水性。惠州西湖就是其中文气灵动的一颗耀眼明珠。与罗浮地名的源远流长不同，惠州西湖的地貌与命名历经变化，就是在静与变的辩证法里，西湖孕育了东江文化之灵。晋以前，今日西湖所在之地，还是野兽出没的荒草洼地。据张友仁《惠州西湖志》言：“东汉时，湖上犹有狼虎居之，无所谓湖也。”公元318年东晋元帝“兴建龙兴寺于湖上”（《惠州府志》），湖初具规模。北宋州守陈偁“引湖灌田，兼鱼、藕、蒲、苇之利”，同时还在湖上筑堤造桥，修建亭榭，使之“施于民者丰”，便有了丰湖之名，成为“岭南名胜”。但西湖美人逸士般的灵秀之气，则源自大文学家苏轼与其侍妾朝云。苏轼闲居丰湖之畔，念及湖本处城西，感受如杭州西湖般的美丽风光、故为之改名为西湖，将自然本色的丰湖融入江南文统之中，留下更多想象的空间。朝云在东坡再贬惠州、众叛亲离之时，不辞山穷水恶，选择不离不弃，终病倒于岭南瘴疠之下，长眠于西湖孤山之上。千古难寻的忠敬之情，化为西湖不朽的灵魂，与重情重义的东江儿女声气相投。因缘苏轼朝云，惠州西湖融风光情义为一体，令人神往。同是宋代（1254年），稍晚建成的丰湖书院，则使得化育万物、润泽后人的地母精神成为了西湖文化的另一核心。丰湖书院原在桥西银岗岭，至清康熙年间（1695年）迁入西湖内，渐入鼎盛时代，近百年间培养了大量人才。“人文古邹鲁”和“山水小蓬瀛”，丰湖书院以自然和人文化育英才，为东江文化的教育传承立下根基，沿此文脉，惠阳师范专科学校（今日的惠州学院）也在西湖创办，为东江地区输送了高素质的人才，成为承载东江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的标志及平台。有意思的是，进入1990年代，整个西湖风景区进行了更大的布局，五湖变六湖，西南部的红花湖经由改造后融入，廖承志同志生平陈列室融入红花湖景区之中，在西湖的文化长廊里，文气与武气、传统与现代的叠加，使得东江文化具有了更大的涵盖度。

山水比德，如果山隐喻了远方与家园置换融合的结果，那么，水则意味着保持自我与开放包容的辩证法。东江地区负山面海，有山多水，文化的形与神融化于山水自然之中，沁人心脾，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