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为千千万万的文人骚客泼墨书写。

澳大利亚汉学家安东篱长期致力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说扬州》用三百年的历史作为标本，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取代文人骚客的繁复意境与华丽辞藻，将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做了手术刀一般的深刻剖析。

中国古代的城市多以政治中心而非商业中心的身份存在，这些城市大多不承担生产的责任，城市是官僚的驻地，是皇权对地方控制力的显现，这一模式下，官僚群体无疑是最有话语权的。然而，扬州的发展固然离不开政治的需要，却不是政治的中心，与政治若即若离地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扬州拥有江淮水运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可谓是河道里流淌着黄金，但也正是这份繁华，为它带来了源于兵家必争的刀钺之灾。

在《说扬州》里，作者细笔描绘了两人，一个是身为“徽商”的郑元勋，属于扬州城的悲剧英雄；另一个是地地道道的扬州本地人宗灏，却在扬州危难时远逃他乡。无疑，郑元勋比起宗灏，对于扬州城的地域认同更深。

扬州的繁华离不开一个字——“盐”，徽商主宰了盐业，也就主宰了这座城市。清代，政府对于扬州水利的投资与维护不可说不上心，然而，这样的举措导致了“徽人”与“扬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水利设施服务的对象并非农业耕地，而是以运输盐业为目的的水道。扬州对于水利的财政投入由盐务部门所支出，加剧了水利官僚们的权威和职能的缺失，事实上，河务俨然是盐务的附属。凭借着对盐的垄断，徽商群体渐渐从官僚手里夺得了话语权，。

在徽人对扬州的塑造中，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序列渐渐模糊了起来，士人和商人的联系愈发紧密，徽商群体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令人玩味，徽商群体往往一代为商，后代入仕。

写到这里，可以就郑元勋的身份认同问题给出回答了——因为近代的扬州就是徽人所塑造的扬州，扬州的城市基础是徽人合力打造的，“徽人”与“扬人”的矛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依附权力而崛起的扬州，最终也因为依附权力而衰弱，长期维持与权力交易的扬州在“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困境下，已不可能去改变传统的模式了，随着新的贸易口岸的崛起和外国的入侵，扬州的衰落已成定局，直到这时，“扬人”才拥有了这座城市。（赵青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