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桥东白鹤峰下的惠州市东坡小学，小而精致，校园之内，有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嘉祐寺遗址，数间古建筑，将校园点缀得古色古香。

寓惠期间的苏东坡，居所有三个：合江楼、嘉祐寺、白鹤峰新居。对这段命途中的奔波，苏东坡的诗文有翔实的记载。苏东坡《迁居》诗引云，“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他又在《和陶时运》四首诗引中说，“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

苏东坡到惠始居府衙行馆合江楼，16天后，搬出合江楼，迁居水东嘉祐寺，从知州詹范的座上贵客一下子回归到被冷落的位置，正式开始他的常人生活。苏东坡在嘉祐寺居住5个月，复迁合江楼，一年一个月后，又回嘉祐寺居住，约10个月后，搬至白鹤峰新居，居数月再去海南。也就是说，苏东坡寓居嘉祐寺的时间约15个月，比居住在合江楼的时间还多一个月。嘉祐寺成为苏东坡在惠州三个居住地中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

嘉祐寺遗址，为重要的“苏迹”，苏东坡谪惠时曾两度居住，为研究东坡寓惠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今天的嘉祐寺遗址被林立的现代楼房包围，显得逼仄局促，遥想当年，谪居此寺的苏东坡，与寺僧混住，身受宵小盯看，内心也是非常苦闷的。惠州文史学者吴仕端《东坡在惠州谪居生活探》一文指出，嘉祐寺系官方给苏东坡“硬性指定之住所”，可谓颇为中肯。

宋代，嘉祐寺在惠州水东归善县治东侧，环境较为恶劣。刚到嘉祐寺的苏东坡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写道：“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嘉祐寺荒凉简陋和气候恶劣，跃然纸上。又如苏诗“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可见其孤独寂寞。苏东坡儿子苏过作《松风亭词》的“彼柴门兮昼常扃……夫何异于圄囹”，以及稍后作《送昙秀》诗的“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也可以窥见嘉祐寺生活居住条件异常恶劣。

苏东坡的名篇、散文精品《记游松风亭》，更是将他这段时期的内心挣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来到惠州，苏东坡年近花甲，社会角色的迅速转换和生活环境的明显恶化，对他造成一定心理冲击。像客居黄州一样，亲近自然、赏玩山水、忘却自我，成为苏东坡排遣胸中忧愤、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有研究指出，苏东坡寓居嘉祐寺期间，产生于这段时间的不少作品，如《江郊》诗、《浣溪纱·罗袜空飞洛浦尘》词，以及这篇游记中所谓“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及“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等语，都明显留有这样的思想痕迹。

听着嘉祐寺晨钟暮鼓，对外排遣忧愤，对己内倾自省，苏东坡在儒释道三者间不断切换频道，完成自我的升华。他在嘉祐寺开辟书斋，名曰“思无邪斋”，他后来作《思无邪斋铭》：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圜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在艰难苦厄中，苏东坡的思想完全成熟，创作已臻化境。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年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合江楼为三司行衙所在，不容其久居，而嘉祐寺墙穿屋漏，地处偏僻，凡百不便，又不宜长住，两居合江楼和嘉祐寺的苏东坡，最终选择在嘉祐寺西边的白鹤峰卜居，以终老惠州。北宋绍圣四年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苏东坡离开嘉祐寺，举家上山。

对苏东坡居住过的嘉祐寺，后世多有记载。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有载：“嘉祐院在通潮门之侧，东坡尝居焉。”清乾隆《归善县志》：“嘉祐寺，宋苏轼两居于此，明洪武二十四年并于永福寺，今城隍庙预备仓其故址也。”嘉祐寺后迁入河南岸，像永福寺一样，异地重生，风景却已不是当年模样。

嘉祐寺的梵音，曾与一位大文豪相遇，并见证他的内倾自省、成熟升华。幽宅虽僻远、寂寥，终究在历史的时空中划下一道闪亮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