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刘裕称赞侄子刘义庆，“此吾家丰城也”。江西丰城乃名剑干将、莫邪出土之地，这一评语足见刘义庆的潜力，也因此为宋文帝刘义隆所忌惮，为了保全避祸，刘义庆招揽文学之士，把精力投入《世说新语》的撰编。

诚如刘勃所说：“某种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就是一部权贵懈怠之书，它写的就是魏晋名士们不正经的那些事。”刘义庆退出了政治资源的争夺，以一种放松休闲的姿态，只能以这样的姿态，清闲度日，《世说新语》不求“有意义”，只为“有意思”，聊聊八卦趣说，侃侃野史稗闻，因文风简洁且意味隽永，深得后人喜爱。

《世说新语》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类，编者对魏晋名士基本采取欣赏态度，在“任诞”“简傲”等类别里则有所微词，这样的分类编排很新颖，让人物呈现不同的侧面，显得丰富生动而且人性化。

比如，《世说新语》记录了很多王戎的片段：王氏夫妻恩爱，夫人称呼王戎“卿卿”（成语“卿卿我我”就是这么来的）；王戎悭吝，卖李子怕人留种，就把李核都钻了洞；王戎小时聪慧，不吃路边树上的李子，还很勇敢，从容面对威风的大老虎；王戎很会夸赞别人，花花轿子人抬人；王戎担任吏部尚书时总是选择高门子弟，竭力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

这些事迹分布在《世说新语》的角角落落，现在，刘勃撰写的《世说俗谈》一书，把它们汇总在《真实的名士王戎》这一章节。《世说俗谈》的基本结构，就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年代先后为序，提炼出分散在《世说新语》里的人物相关事迹，呈现清晰完整立体的人物形象，并且穿插讲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风云事件。

对于古代人物的公认评价，很多是以讹传讹或刻板片面的印象，可能一叶障目。比如，“孔融让梨”的故事，现在都赞扬孔融孝悌谦让，而刘勃指出，长大后的孔融有许多怪诞且反人伦的言论，譬如他把母子关系比作容器，说东西从容器里倒出来了，和容器就没有关系了，而父亲更不过是“情欲发耳”。所以，怎么看孔融这个人呢？阅读《世说新语》里贯串孔融一生的所有故事，刘勃说孔融是“怼人专家”，这个概括挺准确的。

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混乱痛苦的黑暗时代，而生活其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把它变成了精神自由和文艺解放的最好时代。说起魏晋风骨，我们一脸神往。实际上，所谓的风骨，与其说是人物的我行我素，更多的是时代潮流的动向，或是政治博弈中的手段。《世说俗谈》打破了滤镜，这些名士经常“戏精”上身，用各种夸张的手段来打造人设、吸引粉丝，或者用装疯卖傻的做法来躲避凶险的处境。

如何认识这种矛盾？只从“雅”的角度，只谈风骨，只论情怀，容易蹈虚。作为历史境况里的人，作为一个世俗的人，怎么去谋求自己的生存之道？比如，嵇康既与山涛绝交，却又把子嗣托付给山涛。因为，政治道路虽然不同，但是嵇康深知山涛的为人。山涛晚年提拔了很多寒门，后世赞扬山涛识人的眼光，而刘勃指出，山涛的选拔意见很多出自晋武帝本人的主意，只是需要以山涛的名望和地位作为挡箭牌。刘勃阐析每个人的家族谱系、人际交往、仕途履历，因为这些决定了人物的政治立场，再结合每个人的性格和具体环境的变化，才有后来那些要么改弦易辙要么苦撑到底的具体表现，要么微妙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平衡。《世说俗谈》的“俗”，包含了“世俗人情”之意，那些看上去怪诞不经的行为，其实也不外乎人情世故，尽管以奇异的表演来亮相。而刘义庆真的能寄情文史，远离政治吗？《世说新语》类别编排的褒贬含义，对人物事迹的选材取向，就很能说明编者的心态和政治思考了。

刘勃很注意历史资料和典籍记载的文本比较，分析后世史观、文人的主观意图或者朝代的宣传倾向所造成的关于魏晋人物的记载与评价的可能歧义或改向，这是我们普通读者容易忽视的问题，这也是《世说俗谈》的一个价值。

(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