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搬家了，这一次是从东平到江北。尽管一江之隔，我却等了两年。

记忆中第一次搬家，是从甘肃老家的地坑院搬到塬上的窑洞。那应该是夏天，我只穿着一件兜肚，光屁股坐在一辆超级大的老牛车上。牛车载着我们的全部家当——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还有一家人的口粮，另外就是几件半新的家具。牛车上除了我，还有不到4岁的哥哥。父亲在前面牵着马，马拉着牛车。乡间的小路凹凸不平，父亲一脚深一脚浅，牛车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路颠簸着穿过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

后来，我跟父亲说起那次搬家的情形。父亲很惊讶，说：“是生产队分户的那一年。你才一岁，你真的记得吗？”我真的记得。住进塬上的窑洞后，那牛车就被大卸八块，铁钉、铁箍当废铁卖掉，木质的车辕、车厢劈成柴禾，只留下一个硕大的轮子，直径足足有一米五，长年倚在墙角。它倒也没闲着。远近街坊邻居家有人生病，总要请它“出山”。还有我家的白乌鸡，也跟着这硕大的车轮东家出、西家入，忙得不亦乐乎。

这个车轮是我“在场”的见证者。

我们在窑洞住了四五年。那时候父亲还年轻，凭着一身力气，攒了些钱，在窑洞北边的空地申请了宅基地，筑起土围墙，修建了土坯房，新院子占地大约600平方米。在窑洞盛行的年代，这几间里里外外用泥巴糊起来的土坯房具有很大意义——我们把全村人都甩在了身后。据母亲说，盖完房，家里还有600元存款。封顶那天，父亲请来在市三中教书的边老师，大笔一挥写下“立柱上梁”几字大字，落款是1985年，具体的日期我不记得了。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搬家。

差不多20年后，我第一次搬家。我和妻子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坐车到酒泉市区，花2200元买了一套沙发、2800元买了一张床、340元买了一个茶几、1500元做了一套窗帘。又花了1000块钱，从当年转业的同事家里买来洗衣机和冰箱，再花800元钱买了一个旧电视、80元钱买了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两人从同事家把电视搬到楼下，装在借来的三轮车上。新婚的妻骑着三轮车，我在后面推车。到了楼下，我俩吭哧吭哧把电视抬到顶楼——四楼。这个4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是一位老同事托人从别的单位找的，房龄与我的年龄相差无几。这已经让我俩欣喜若狂。每天一下班，我们简单地吃点东西，就骑着自行车，从单身宿舍到自己的新家，组装家具、收拾房子，常常忙到晚上12时以后。

在这个房子里住了一年半，我们再一次搬家，还是另外一栋房子的顶楼——三楼。之前的家具一成不变，只多了一些锅碗瓢盆，还有两个从别的单位库房拉来的木柜。最重要的是，家中刚刚添了一口人——我们的孩子已经4个月了。

下一次搬家，是两年以后，仍然是一栋房子顶楼——三楼。这套房子有3个卧室，宽敞多了。在这里住了6年，我们又一次搬家。这也是我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最后一个家。我终于从顶楼来到一楼。房子是两三年前盖的，是团职公寓楼，很大，采光也好。妻又花了一些钱设计、布置，装饰得很温馨。主卧的飘窗很大。妻买了一块垫子，铺在窗台上，又买了一张小藤桌、两个蒲团。晚上下班或者周末，我就坐在那里看书、喝茶。她常常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手托着腮，也不说话。我偶尔抬头，四目相对，彼此微微一笑。屋外是绿化带，种了苜蓿和一些花花草草。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外面绿油油一片。看书看累了，就望一会儿窗外，很养眼，似乎也很解乏。

在这个家住了刚刚一年，我又调到兰州，随后转业，南下惠州。家人仍然住着那套房子。经常有人来催着搬家，最后闹到断水断电的地步。他们只好知难而退，赁屋别居。

我只身到惠州后，先住在朋友家里。妻带着孩子过来以后，我们搬进4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为了孩子上学，我们到处租房，前后搬了两次家，才真正住进自己的房子。漂泊这么多年，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些年，我在很多城市都短暂栖居过，也在很多地方为自己筑起一个小窝。但也仅是栖居而已，房子的所有权是别人的。至于目的地在何方，自己也茫然无知。就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拥有第一个“家”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下一个“家”又在哪里；就像在军旅生涯末期调去兰州，我以为会择此城终老，没想到最后却落脚惠州。但我相信，惠州会是我最终的栖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