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者汪洙在其启蒙书《神童诗》中写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诗中名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道出了古人对读书人的评价，把读书入仕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所谓“学而优则仕”，这句话也成为当时用来激励学童勤奋学习长大后求取功名的座右铭。在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后就可以锦衣玉食、光宗耀祖，因此读书确实是黎民百姓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看看《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后疯了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事实，别人是喜极而泣，老范却是喜极而疯。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前人对读书的一种看法，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失之偏颇，当然其积极作用也有。我以前读书没想那么多，就是想通过读书考出去，然后分配工作成为公家人，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刨食。我小时候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长得非常瘦小，春耕、夏收、秋收等农忙时节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劫难，因此，读书跳农门成了我当时最简单而纯粹的目的。我们那时候小学毕业要考初中，初二要考初三，初三要考高中，高中要考大学，考不上就回家种田，每一次考试都有一大半人落马。十年寒窗，一路劈波斩浪、过关斩将，高考时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后总算考上了，实现了跳农门的目标。后来我核算了一下，当年整个大队和我一起读小学的同学大约有100人，但能够笑到最后的只有可怜的两个人，我和一个父母都是教师的女同学。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我们俩应该算得上是考了秀才、举人之类的，幸好我们都没有像范进那样喜极而疯。

读书毕业后分配到惠州一家国有企业，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还相当红火。我以为从此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好景不长，接下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对国有企业的冲击无异于秋风扫落叶。到90年代中后期，全国不少国有企业纷纷关门大吉，我单位也在劫难逃，苟延残喘，随时都有关门的危险。为了生存，我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重新拿起了书本，因为我始终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我不是改变了一次吗？不过这次读的不是语数英之类的，而是更为宽泛的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处世等方面的，比如《香港百年》《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二次握手》《路遥文集》《百年激荡》等，我必须通过读书学习来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增强搏击风浪的能力。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人生事业》一书中说到“读书能使人丰博，历史能使人聪慧，哲学能使人思想深刻，逻辑学、修辞学能使人擅长辞令”。培根还说到“写作能使人精细”，为此，我在阅读之余，也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体会写成文字向各大报刊投稿，庆幸的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和荣誉，在我对于读书与人生的长久沉思中接踵而来。

不久，也许是机缘巧合，又或者是水到渠成，我成了一名党报记者，再次因为读书改变了命运。做了记者后，我以为这次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很快我就发现媒体人更需要有丰富渊博的学识，免得在采访报道时说外行话贻笑大方，轻则误导读者，重则会酿成事故。于是，我不假思索、毫不迟疑地重新拿起各种书籍埋头苦读。

读了大半辈子的书，读书习惯已经深入骨髓，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苏轼的诗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我想把它改为“宁可食无肉，不可不读书。无肉令人瘦，不读令人愚。人瘦尚可肥，士愚不可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