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荣光（1793-1860），字祥河，号珠船，晚称“黄花老人”，博罗人。附贡生韩容之孙，父讳益令，操行高古，为邑中名诸生。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韩荣光自幼即受到严格而又良好的启蒙教育。尤其是在他所爱好的诗画方面，更是深受其叔祖韩校的悉心栽培。据民国《博罗县志》介绍：韩校，字学庄，擅诗画，“其画苍润，出入于北苑南宫间，随意所到，无不入妙。诗亦自饶天趣，有念载江南作画痴之句。”有浅绛《山水图轴》存世，为广东省博物馆收藏（见朱万章《惠阳鉴画印记》）。嘉庆十一年（1806），博邑风雅之士修禊于金湖，白发皤然的韩校携年仅十四岁的韩荣光欣然赴会，作《金湖修禊图》以记其盛，而韩荣光亦莺啼初试，即席“赋诗，惊一座”，人目为“神童”。年未冠即补诸生，二十岁拔贡，次年，即嘉庆十九年（1814）朝考一等，被钦点为吏部七品小京官。道光八年（1828），在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第128名，成为正途出身的举人，擢为郎中。道光十四年（1834），韩荣光升福建道监察御史，转掌四川道监察御史，署刑科给事中。

据史志称：韩荣光为言官，绝干谒，拒贿赠，非公事不私见上司，尝奉命稽查裕丰仓，巡视东城、南城，“刑狱一清，案无留牍”。任御史两年，共上章三十余次，如惠州之盗骸勒赎、肇庆之改建税厂等，“凡有关民瘼者，悉以入告，粤民赖之”。为同僚所称道，以为其“论荐疏则侃侃，折堂议、论关津，则言害不言利”，其风骨可想见。至其平日，则谦谦君子，儒雅恭谨。当是时，都中能为文者甚众，“而负诗、书、画三绝名，则惟荣光”。

进入道光朝之后，清朝已渐露老大帝国昏聩颟顸的本相，官场上下无不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受贿的腐败气息。也许是敏感到了这一气息的不祥和官场风波的险恶，韩荣光四十岁即舍弃看似光明的仕途，以侍养双亲为由，辞官归故里。离京时，同僚好友纷纷赋诗送别。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有《送韩珠船侍御归粤》一诗：“万柳毵毵送绣衣，望云南去恋重帏。廿年梦触林乌哺，三月春随海燕归。难得采兰馨膳乐，不妨焚草谏书稀。天涯别有伤心客，陇树迷离鸟倦飞。”他为韩荣光的壮志未酬而深感遗憾。户部右侍郎程恩泽也有一首《送韩珠船侍御归觐》诗：“博罗韩侯冰玉姿，工诗善绘能文词。炯如秋隼立太华，骨瘦气俊神嵚嵜。白马上章动帝咨，神羊识字逢清时。”真情地赞誉韩荣光的风骨节概和诗书才华。韩荣光的挚友，清代著名古文家梅曾亮，则作序为他送行。序中说：“吾友韩珠船，胸臆高远，当官有声。”对韩荣光急流勇退而深感惋惜之意见于言外。

离开官场后的韩荣光，在博罗县城“卧黄花小圃中，容膝可安”，自署为“黄花老人”。他平日不入官府，有一次，邑中某富商因触犯禁烟法令而入狱，他得知知府雅重韩荣光，只要韩说一句话就能让知府放人，愿意献上重金作为寿礼以换取韩荣光为之说情，韩荣光闻而一笑说：“知府听我言，重我也，我奈何不自重？”人格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正如他在《学耕堂记》中所说：“士处今日，忤世固不可，忘世亦弗忍。”他其实并没有完全隐退江湖，而是以教书育人服务大众，回报社会。他曾先后主讲龙溪书院和登峰书院长达二十余年，栽培后进，育人无数。民国《东莞县志》称“邑中善诗者多出其门”。东莞的何仁山、博罗的韩梦琦、归善的陈寿祺等，均为其高足。余暇则潜心笔墨诗画，“澹然有以自乐”。时或兴之所至，月夜放船龙溪践友朋门生鸡黍之约，一杯在手，“谈诗恒漏三四下不倦，可谓乐甚”。荣光在《惠州府志》《岭南画征略》《国朝御史题名》皆有传。

韩荣光精鉴赏，富收藏，在任官京城时他曾广为搜购了许多宋元名家的书画，如东坡的《风竹》、董源的《北苑夏日图》等等，均为世所罕见。尤值一提的是，他所购藏的相传为唐代欧阳询摹写入石的《定武兰亭》，还被后人命名为“韩珠船本”。这些名贵的字画，被韩荣光带回博罗县城，构“坡竹斋”珍藏之，时而将其悬之素壁，详观细品，不断地从先贤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营养，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

人论荣光诗宗晚唐，“沉雄至朴”，“浏亮绵丽”（何仁山《黄花集序》），至其晚年，遭逢世乱，“其间感事书愤，托物起兴，杜老忧时之什，半多变征之音，然风格魄力不少衰。”（何仁山《黄花二集序》）著有《黃花初集》和《黃花二集》两集共十二卷行世。集中有诗言其作诗写画的长期实践感悟到的心得：

从来评画家，有笔兼有墨。学画十五年，妙理无所得。一朝仿草书，帖展怀素迹。忽然大彻悟，胸中若冰释。书画本同源，此语确不易。运腕锥画沙，纸背透笔力。浓淡本天成，淋漓出胸臆。

东莞举人何仁山先后为二集作序，序中说：“夫子之诗，其即为夫子之画乎。”“诗所未及者，画之；画不能及者，诗之。”“诗也，画也，一而已矣。”韩荣光亦擅联，罗浮山华首台尝悬一联：“百尺泉溅洗衲石，万株松锁雨花台。”即为韩荣光所撰书。

根据何仁山的忆述，韩荣光论画，主张“贵以格胜，而苍润兼之”，其本人绘画兼师米芾的墨法和董源的笔法，正是体现了这一主张。近人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有论及此，称其“笔师北苑墨南宫，画澈书源冰在胸”，道其实也。何仁山也每多称赞韩荣光画作“笔墨苍润，直入古人堂奥”“墨痕之化，着纸欲湿”（语见何仁山《韩珠船师画跋》）。他同时还进一步指出，韩荣光这种书画风貌和审美旨趣的形成，与他自幼成长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他说：“夫子家罗浮之阳，罗浮，洞天也，其间风雨离合，烟云出没万状，大而层峦叠嶂、修林奔泉，小而琪草灵药、彩禽仙蝶，无所不有，此天地之画本也。”从他传世的《世亭话旧图》（见载《广东名画家选集》）来看，也确乎如此。

诗画之外，韩荣光的书法也足称名家。陈寿祺是他的外甥兼学生，二人相知甚深，他对舅父韩荣光书画的评价是“画擅董巨工，书得钟王意”（《哭舅氏韩珠船先生》之六），从他现存的作品来看，此言并非无据。麦华三在《岭南书法丛谭》中评论韩荣光书法时则说：“博罗韩珠船书法出入南宫、北海之间，其书中线最佳，昂藏挺拔，笔意索拂。尝见其跋所藏兰亭，及跋苏古侪离骚经册，均有笔歌墨舞之妙。又见其‘楼台金碧将军画；水木清华仆射诗’一联，亦称佳作。”近人张友仁则以为荣光书“初学董思翁，继学米，后学颜。以董出于米，米出于颜也”，这自然是就其书法的渊源而言。至于个人的风格，他所追求的是“浓淡本天成，淋漓出胸臆”。作为科举出身的文人，虽然作书只是余事，时代的审美情趣以及个人的学养气度，难免要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陈棠溪说他“书兼冰雪清”，陈永正以“用笔峻利，自有一股雅秀高逸之气”评其书作，都道出他的紧要处。只是，愚以为，艺术所最需要的个性的张扬，在韩荣光的作品中每每稍欠力度。

这也许是时代使然。康乾之世，“阁帖”盛行于广东，片面追求所谓“乌、光、方”的僵化书风，消蚀着书法艺术的创造性，致令岭南帖学到了道咸年间便日渐衰微。“粤风从不趋甜热，何物乌光方困之？”（李蟠《岭南书风》）碑学由是破壁而兴。如南海的吴荣光，“兰亭取势录波磔，金石渊渊入晚年”，是化碑入帖的先导；咸丰九年探花、顺德李文田则倡学北碑，运碑入帖，紧随李氏之后为开创岭南碑学推波助澜的，又有海南的潘存和惠州的邓承修。 （吴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