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巍巍，东江淼淼。

惠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如果要追溯惠州的文明史，史学认定的商周时期“缚娄古国”是一个坐标点。

沿着这个坐标回溯历史，探寻触及的是惠州文明乃至东江文明的起源处，铺陈展开的是一段惠州史前文化谱系与文化进程之旅；沿着这个坐标往后的历史，则是惠州文明的演进史，波澜壮阔，文脉绵长。

有学者说，历史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过程，无始无终，线性的时间概念，只是人类现象的结果。

但历史以线性的时间概念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却给人不可名状的震撼之感，如东江大地上演的这段历史进程，历经万年而未中断，深邃迷人。

历史的主角，是人。

远古时代的岭南地区，原始森林茂密，河湖沼泽遍布，毒蛇猛兽横行，瘴雨蛮烟弥漫，直至唐代仍被中原地区的人们视为“化外之地”，岭南人也被列为“蛮夷”。

事实上，岭南文明并未缺席。早在远古时期，就是在这“蛮荒之地”，一种从森林古猿演变发展而来的古人，便在岭南地区生息、繁衍、劳作，正如《礼记·礼运》描述的那样，远古人类“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根据考古成果，广东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云浮郁南磨刀山遗址，将“最早的广东人”的历史向前推至距今60万年至80万年，成为广东史前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最早的广东人”，至迟在60万年前就在岭南地区的西江流域活动了。

东江流域与西江流域同处珠江流域，东江文化是珠江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

入山问樵，入水问渔，我们不禁心生疑窦：东江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播下东江文明火种的先民又在哪里？

考古学强调“透物见人”，文物则是拨开历史迷雾的“信物”。

东江流域的惠州地区，在史前就有人类居住，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生活遗址30余处，最早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石锛、石斧、石矛和敲砸器，以及饰有绳纹、方格纹、云雷纹、夔纹等纹饰的夹砂、泥质陶片，反映了当时东江先民定居生活、生产劳动的历史状况，见证着东江先民童蒙时代的蹒跚探索，成为东江文明萌芽的见证。

从空间上看，惠州这3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沿着东江两岸分布为主，亦见于滨海地带，均体现人类“逐水而居”的特性，且多是贝丘遗址。

近河或滨海，海咸河淡，鳞潜羽翔。这是惠州地域特色使然，孕育了包容并蓄城市精神的基因：前兼水，可开展打鱼捕捞，收获浅滩贝类食物；后兼山，可开展采集、狩猎；山水之间的谷地、台地，则适合集族而居、耕种作业。东江先民的聚落设于这样的环境，进一步水阔天空、四处游居，退一步归隐深山、衣食可保。

这或许反映了惠州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呈现出沿江、沿海平行演进的趋势，并从沿江、滨海往台地、山区散状迁徙的脉络。

岭南地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为“百越之地”，在遥远的原始社会，他们“属诸越族的先民”，称之为“先越族群或先越人”。

不管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可以肯定的是，东江先民是“先越人”的一部分。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穿越千年万年的蒙昧、荒蛮，以惠州地区为核心，从东江流域孕育并繁荣起来的东江文明，最终成为岭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岭南文明化与中国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中华文明的特点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像重瓣花朵一样，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四周扩散，岭南属于玫瑰花朵最南这一瓣。

由是观之，东江文明属于这“玫瑰花朵最南这一瓣”的一部分，散发着悠久的花香，如历史一样，深邃迷人。

盛世修史。2024年惠州提出“开展以缚娄古国、梁化古郡为代表的早期文明探源工程”。

惠州地区发现、发掘的大量反映文明化进程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遗址，为东江文明探源提供了丰富且关键的实物资料，但旧石器时代甚至更遥远时代的遗址和“信物”，等待着人们去探寻和挖掘，以找到更多的坐标，直至探明其源头。

那么，惠州文明史的第一笔应该从何处着墨？

下期探源预告

青铜文明 缚娄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