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漫卷，岭南岁月悠长，惠州大地镌刻着深厚历史记忆。

中国的青铜时代有着独步天下的青铜礼制，在这段近2000年的岁月长河中，从稚嫩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复杂，从起步走向繁荣。

岭南地处滨海，远离中原地区，其社会发展有自己的轨迹。学界认为，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那个历史天空下，东江先民创造和发展着独特的文明——东江文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铜年时光”，其背后先秦时期岭南的历史画卷，也依稀可见。

器物是时代文化演变的反映，是社会形态折射的结果。对青铜器物进行研究，可以探寻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所蕴含的各种意识形态。

最近几十年来岭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伴随着逐步深入的考古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佐证。

20世纪70年代初，一名农民参加广东饶平浮滨顶大埔山土地平整时，偶然挖出一件铜戈，成为浮滨文化遗存中发现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随着后续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当地在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就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

东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品类繁多，分布范围较广，从惠东梁化花树下到博罗石湾铁场，从龙门平陵路滩到博罗公庄，再到惠东安墩等地，先后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鼎、编钟、铜斧、铜削刀等青铜器，尤其是2000年博罗横岭山墓葬群考古挖掘出铜鼎、甬钟、陶瓷等大量先秦文物，证明东江流域在两周时期已进入“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青铜时代，赫然印证着岭南地区的“夏商周”。

这些星罗棋布的青铜器，或就是先秦典籍记载的“缚娄国”的生产工具和军事武器，承载着惠州的“铜年时光”，散发着神秘的光芒，吸引人去观赏、玩味。

近年来，广东多市县发现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古代岭南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干道——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山冈上。从出土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看，这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长江流域以及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有相似之处，但又极富本地特色。

从岭南地区历史遗留的编钟、甬钟等重要“信物”判断，先秦时期岭南地区青铜文明与中原地区同中有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的两个甬钟，其质地和形态，都与中原的编钟大致相似，而花纹又有所不同，说明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文明程度与中原相当。它具有中原青铜编钟的某些特性，也有地方文化的特点，是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横岭山墓地出土的青铜铸造的锛、斧、凿、叉、刮刀等生产、生活工具，同样带有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岭南地区自身的文化特点。

随着考古研究不断深入，一个年代久远但伴随着华夏历史进程的“岭南历史”“惠州面貌”，也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先秦时期的缚娄古国或属于文明程度较高的方国。当时的人们，生存在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虽然彼时的缚娄古国还没有中原地区那种“礼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用鼎”制度，但可以看出，“钟鸣鼎食”仍然是这些方国上层贵族所追求的。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东江先民的生活，是耕战一体的，左手渔猎以填饱肚子，右手执锐以保护族群。辛勤劳作、人兽搏斗、水陆攻战等生动、激烈的场面，在那个年代可能每天都在上演。

当然，那时并非只有野蛮和愚昧，还有贵族式的礼制、娱乐。横岭山墓地铜鼎、公庄陂头神编钟、梁化花树下铜鼎等青铜器，足以打破“岭南没有青铜时代”的说法，证实早在缚娄古国时期，岭南与中原就有了文化交流，缚娄古国贵族也使用青铜乐器，也像中原贵族一样“钟鸣鼎食”。

先秦时期惠州的青铜文化，铸就了东江文明的坚实基础，推动东江文明成为岭南文明的内核之一，为岭南文明化与中国化进程奠定重要基础，为建立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文明作出贡献。

如今，缚娄古国编钟之声已远，但它在东江文明、岭南文明乃至华夏文明史上烙下的深深印记，清晰可见。

下期探源预告

陶瓷文明 生生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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