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州大桥头不远处，东江与西湖之间，一座名为“梌山”的小山丘耸立，被誉为惠州“城脉原点”。山上绿树掩映，环境清幽，明代古城墙、野吏亭、东坡品荔雕塑、中山纪念堂、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等景点“济济一山”，与对岸江北的高楼大厦展开“古今对话”。

梌山所在的中山公园，为惠州府城遗址核心区域，有着“惠州第一公园”之称。近年，经过升级改造，这里变成中山公园（惠州府城遗址公园）。惠州历史文化之根就在此山中，市民游客可到此寻幽览胜，近距离观赏惠州历史文物的“聚宝盆”，感受惠州历史之厚重、文化之灿烂。

站在梌山南望，可以发现，中山北路、中山南路形成一条古城中轴线，再往东通过东新桥牵出水东街和归善县城，形成“一街挑两城”惠州古城格局。

这样的发现无疑让人惊喜和自豪！因为，惠州古城与西湖、东江、西枝江水系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独步岭南，在中国城池营建史上留下精彩一笔。

梁化旧邦

惠州城市源头为南朝梁化郡

梳理惠州城脉，得从其行政区划说起。入隋之前，惠州行政隶属和郡县废置迁变频繁。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平定岭南。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秦朝实行郡县制，将岭南分设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并把南征大军留戍岭南，同时相继将大批中原人迁移岭南，与越民杂处。这是岭南历史上第一次移民潮，开启了岭南与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密切联系的时代，给岭南带来了掌握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新生力量，推动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当时，惠州属南海郡地，被纳入秦王朝的政治版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史学研究有论，曾经存在于惠州博罗、河源龙川一带的“缚娄国”，极有可能是在秦统一岭南时被吞并，缚娄先民在与南迁中原人员的融合交往中，成为秦朝新臣民，他们就这样带着独特的地域印记，走向历史深处。

典籍记载周朝的“扶娄”“符娄”、春秋战国时期的“缚娄”，两汉时期的“傅罗”，以及晋以后的“博罗”（《宋书·州郡志》云“博罗男相，汉旧县，二汉皆作‘傅’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亦称“自吴以后，复为博罗”），显示一个“讹替”过程，但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反映出博罗古县与缚娄国一脉相承的沿袭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对博罗置县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说秦代置县。清乾隆二十八年《博罗县志》卷一载明崇祯二年韩履泰序言，“按史唐尧时，浮山自蓬岛来傅于罗山，故名傅罗，后讹为博罗之名。最古置县自秦始皇三十三年，与龙川并隶于南海郡。”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秦置博罗县，言博罗而浮之，奇可知矣。故不言浮，然浮博于罗，其事荒诞，而始皇信之，均至以名县，亦可好怪者矣。”民国时期，曾焕章、张友仁编撰《博罗县志》时，亦主推秦置博罗县说。

另一说法是汉代置县。《汉书·地理志》有载，“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县六：番禺、傅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这是博罗县名于典籍之始，也是后世研究者认为博罗设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主要依据。当年，由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历5帝93年后，被汉朝平定，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南海郡辖县六，为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岭南比较清晰的郡县设置自此始。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州郡滥置，废立频繁，往往“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且离合无常，迁徙不定，为后世历史研究留下不少想象空间。

在南北朝之前，惠州今天的境域，基本上隶属于南海、东官等郡，直到南梁天监二年（503年）梁化郡设立（一说设于梁天监四年），惠州才从南海、东官等大地理概念脱离出来，辖龙川、博罗、罗阳、河源、雷乡、兴宁、海丰、欣乐、怀安9县，有了今天作为地市级城市的雏形，成为惠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南梁置梁化郡事，始见于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归善县，本汉博罗县地也，梁属梁化郡。隋开皇十年（590年）废梁化郡，以县属循州。”清光绪《惠州府志》则记载，“梁天监年间，析南海郡置梁化郡，郡城梁化，因迁博罗县治于东江北岸浮碇岗之西。”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梁化郡自南梁天监年间设立，到隋开皇十年废除，历时80多年，其郡治与博罗古县治为同一处。

那么，梁化郡治又在哪里？

明嘉靖七年（1528年）郑维新《惠大记》介绍博罗县时说，“今府治，故县治也。梁即其地置梁化郡，治始徒于浮碇岗南。”换言之，博罗县治迁至浮碇岗一带前，它的位置在惠州府治即今天的惠城梌山。清康熙年间叶梦熊裔孙叶适重修《叶氏族谱》称其先祖于明“成化元年乃迁于梁化万石里”，并特别注明“惠州古名梁化”。梁化万石里即惠州府城万石坊，为今天惠城中山南路。可以看出，至明清之际，惠州人常以梁化代称惠州城，当年的梁化郡治，大概率就在今天的惠城梌山一带。

也有一说，梁化郡治所在地为惠东梁化（明代始称梁化屯）。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称“梁化故郡在（归善）县东南八十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刘梧修《惠州府志》时从李吉甫之说，认为“梁化郡故基在东南八十里，梁天监中置。隋开皇十年废，今为梁化屯，断磉犹有存者。”

嘉靖版《惠大记》和《惠州府志》，都是惠州明代重要史料，两者面世时间仅相隔十余年，对重要地点的记述大相径庭，为后人留下疑窦。或许未来有更多的史料和考古新发现，才能解答疑惑。

从傅罗（博罗）置县起，到隋开皇十年（590年）废梁化郡止，前后历经七八百年，惠州大地这段建置沿革历史，今人用“古梁化”统称之。

惠州开城

隋代循州总管府设于梌山

隋代的建立，使得中国再次进入大一统时代，“古梁化”开启了向“惠州”迭代的步伐。

针对南朝执政者广立州郡的弊端，隋文帝执政之初便采纳杨尚希“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建议，罢郡省县，以州统县，恢复秦汉时期的州县二级制。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隋文帝将五岭以南的广阔地区划分为岭南、岭东、岭西三大行政区域，各设一总管府，由朝廷直辖和委派总管府总管，其中岭南设广州总管府，驻广州；岭西设桂州总管府，驻桂林；岭东设循州总管府，府衙设于惠州梌山，管领循州、潮州两州，其中，循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新丰、兴宁六县。

总管府是隋朝地方行政体制的最高层级，是高于州级区域的“准行政区”，偏重军事职能，用以镇抚一方。循州总管府的设立，标志着一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东江第一大城”横空出世，镇立岭东。这一历史事件被后人定为“惠州开城”，梌山，由此成为惠州“城脉原点”。

古人在惠州梌山设立城市，兼具军事战略眼光和堪舆风水之见。梌山坐北向南，“东、西二江汇其东，丰、鳄二湖潴其西”，山南部平衍，其北枕江峭立，府城环于下，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有东扼梅潮之冲、西接汀赣之胜的气魄。此外，东江西流，在道家看来是“逆水”。受东晋葛洪罗浮山修道、南北朝诗人谢灵运鹅城传说等影响，惠州开城于梌山，东江“逆水”串起“木鹅仙城”和一块“仙源福地”，山水相依，物产丰饶，为百姓休养生息胜地。

当时的循州城市风貌、生活状况，后人已无法考究。据史料记载，平陈有功的安徽庐江人樊子盖，被隋朝命为循州总管府首任总管，历时十年。《隋书》记载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樊子盖入朝述职，向隋文帝奏献岭南地图，隋文帝赐其良马杂物，加领四州事，命还循州。后隋炀帝召樊子盖返朝时，下谕褒奖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从隋炀帝的褒词来看，樊子盖清廉贤能，在他的治理下，循州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梌山西侧南北长100米的地下，发现大批隋唐年间的筒瓦、板瓦、陶罐残片等文物，这是梌山较早的人类生活遗址。

循州总管府在梌山建设官署期间，还开凿了一口水井，专供官府使用，是为“隋井”，又称“梌井”。民国张友仁《惠州西湖志》认定该井为“隋建府治所凿”，并说“其古盖亚于赵佗井”。

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惠州城中亦无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之地，不可穿井以伤鹅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以井，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这里的“郡廨有一井”，即梌井。

《易经》有云：“改邑不改井。”“井”有着独特且丰富的文化意蕴，梌井见证惠州开城，滋润惠州百姓千百年。近年，梌井在淹没地下多年后，凭借中山公园（惠州府城遗址公园）考古挖掘工程之东风，重见天日，让人们窥见古代惠州人打井汲水的生活场景。

循州一名在隋唐时期曾改名又复名，较为混乱，其脉络为：循州—龙川郡—循州—雷乡郡—海丰郡—循州，至五代时期的南汉乾亨元年（917年），置祯州节度使于归善，循州改称祯州。

此时循州并没有废除，而是徙循州治于雷乡，今河源市龙川县。实际上，隋唐时期的循州，指的是现在的惠州，但南汉时期、祯州得名后和整个宋代，循州指的是今天的龙川县。

就在祯州得名20年后，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宋真宗因祯州与太子赵祯（后来的宋仁宗）撞名，按照避讳惯例，将祯州改称惠州。

对惠州一名的来历，民国张友仁修纂《惠阳新志》时认为，“《祥符图经》有‘鹅岭，在罗浮山西北（实为西南），即惠阳也’，亦始于宋人记载。但《图经》所本，或在宋前，故宋人改循州（实为祯州）为惠州，即据《图经》之说也。”张友仁所举《祥符图经》，全名《祥符州县图经》，成于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原来是先有“惠阳”，才有“惠州”，“惠阳”改为“惠州”，顺理成章。

不管惠州因何而得名，惠州就此出现在中国版图，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迎来“天下不敢小惠州”的时代。

宋代名城

“惠州城下有江南”

城，所以盛民。入宋之后，惠州人口日益稠密，宋绍圣年间苏东坡寓惠看到的“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的景象，俨然岭南一大城。

惠州宋代之前的城池建设状况，因史料阙如，后人无法想象，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宋代，惠州府城已筑成完整的城墙。

北宋文学家余靖写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的《宋故屯田郎中黄府君碑》有载，“侬蛮之寇广州，惠最为近，府君增堞浚隍，民用以安。”“侬蛮”即宋皇祐四年（1052年）在广西起事反宋的将领侬智高，“府君”则是宋皇祐五年（1053年）上任惠州太守的黄仲通。这是目前学者找到的关于惠州城池的最早文献记载。

后人考究宋代惠州府城的规模和格局，认为其依托东江、西枝江而建，东北面临东江和西枝江垒筑，西面沿上、下鹅湖（今五四路和国庆路）东畔而筑，被东江、西枝江和西湖围合，形成天然屏障，城开四门：东门在东新桥桥头附近，西门在今中山西路与国庆路（五四路）交界处，南门在今中山南路1号店铺附近，北门在今法院前街27号建筑附近，周长约1106米，面积约0.5平方公里，城内辟有通衢，交叉状如十字（即今天中山东、南、西、北四路）。

明代惠州人叶春及《万石后湖堤记》记载，“故城狭”“南门钟楼北，西门公卿桥东”，民国张友仁《惠州西湖志》也记载“城之宋时，西门在公卿桥东，北门在城隍庙”。可以看出宋代惠州府城较为窄小。

寓居惠州的苏东坡在《与程正辅书》中写道：“如惠州兵卫单寡，了无城郭。”苏东坡笔下的“城郭”，泛指城市，非特指城墙，可见当时惠州城池稍显单薄。

苏东坡曾经两度居住“郡东二十步”的合江楼，这里可以饱览“海山葱昽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之胜概，他享受着“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寓居合江楼》）之惬意，但因惠州生齿日繁、城市经济发展，合江楼下“歌呼杂闾巷，鼓角鸣枕席”（《和陶移居二首并引》）之市井气息，又与日夜相伴。

10多年后，诗人唐庚寓惠。在他的笔下，宋代惠州城市生活跃然纸上。他撰《射象记》记录“有野象闯入惠州北门”之异事，写市况有“道路鱼盐去，樵苏竹木还”“茶随东客到，药附广船归”“烟合家煨老酒，风腥船过咸鱼”等句，写节俗如“挑菜年年俗，飞蓬处处身”，写风物如“笋蕨春生箸，鱼虾海入盘”，隽永有味，像一幅工笔长卷，细致描绘出北宋惠州古城的风土人情。

惠州作为粤东商品集散地和东江水运中心的地位，在当时已经凸显，正如唐庚所称，“百里源流千里势，惠州城下有江南”。

惠州作为岭南山水古城的典范之一，在宋代已经显现端倪。北宋治平年间，在苏东坡、唐庚寓居惠州之前，惠州太守陈偁修桥叠堤，经划西湖，有目的地改造和利用西湖，所筑之堤东起中廊（北门外），西抵天庆观（今元妙观），延绵数里，时称平湖堤，设水门，或堰或闸，以闭以泄，各得其宜，又在堤上中置水门泄洪，叠石筑桥于其上，时称拱北桥，成为惠州最早也是当时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此后，惠州西湖“溉田数百顷，苇藕蒲鱼之利，施于民者丰矣，故谓之丰湖。”

陈偁不仅大兴水利，同时还“开六桥雄胜，剔全湖青翠，建亭馆、筑荷花浦”，营造丰湖景点，增加丰湖的人文内涵，于是“沚渚亭、丰湖山之楼、长桥巨舫，与其属以休以游，席春幄之奇葩，怀署阁之清风，霜柑肥鲈，雪蟹浮醅，未尝不思与惠民均所乐”（宋郑侠《惠州太守陈文惠公祠堂记》）。

陈偁还首提“惠阳八景”，即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

后经文人墨客，特别是苏东坡的题咏，惠州西湖声名远播，逐渐成为媲美杭州西湖的风景名胜，后人云“迨东坡点缀增润，布置大备”。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述惠州西湖景观时，有“台榭二十余所，亭馆为广东之胜”。

从宋代开始，惠州西湖与惠州府城唇齿相依，直至融为一体。一座民物岁滋、声教日洽的岭南名郡，巍然矗立在东江之滨，宋式生活美学、商业文明、市民文化等，涵养着惠州的城市精神。

岭东雄郡

明代扩城奠定惠州府城格局

元代惠州城址延续宋代规模，甚少增益。

元明鼎革后，全国开始兴起“城墙热”，大至省城，小至县城或者卫所，纷纷修筑城墙以自卫。

明洪武三年（1370年），惠州知府万迪以“宋元故城甚隘”为由，与守御千户朱永率军民扩城，这是惠州府城在宋元故城的基础上首次扩建。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设惠州卫，次年，为加强御敌，惠州知府陈继再次大规模扩建城垣，并开凿沟通东江水系为城内居民提供水源，范围大致以今天的水门路、南门路、长寿路、环城西路、滨江西路为界，南部从今中山南路扩至南门路，北部从法院前街扩至渡口所附近，西部从今国庆路、五四路扩至环城西路，西湖一部分被围入城内。

经过此番扩建，惠州府城设置七门，东曰惠阳门、西曰西湖门、南曰横冈门、北曰朝京门、小东门曰合江门、小西门曰东升门，水门曰会源门。城内以水门至小西门为中线分为两部分，东北为民城，西南为军城（惠州卫）。

惠州府城7个城门中，又以北门要塞朝京门最为坚固。根据古代地图显示，朝京门正对拱北桥，且门外加筑半圆形的瓮城——当地俗称“城门桶”，门之上又有“敌楼”，旁列窝铺28张，用来观察和射击来到城墙脚下的敌人。

这时的惠州府城城垣，雄伟规整，高大坚固，且东北带江，西南萦湖，利用四面环水的地理优势，在军事方面有很高防御能力，可谓固若金汤，号称“天险”。

明洪武年间的两次扩城，奠定了明清两代惠州府城的规模和格局，此后修缮不辍。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惠州知府何伟在梌山府衙门前建石牌坊，两边分别书有“岭东雄郡”“梁化旧邦”八个大字，将惠州城市演变脉络和精神特质作了精准刻画。

清道光年间，惠州知府江国霖主持了惠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惠州府城垣修复工程。江国霖之前几任知府曾谋划全面重修惠州府城，都因工程浩大、资金难以筹措而作罢。江国霖上任后，向“惠州十属”（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和平、永安、长宁、陆丰、连平州）倡捐修城资金，得到“惠州十属”绅富大力支持和踊跃捐助，共得缗钱10余万。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二月，江国霖率官民照城墙旧基一律翻新。江国霖来往巡视，监督进度和检查质量，寒风酷日未尝间断。历二载，惠州城垣修筑一新。

焕然一新的惠州城垣仍开7门，分别为平湖门（原大西门）、朝京门、环山门（原小西门）、遵海门（原横冈门）、惠阳门、合江门、会源门。江国霖亲自为各个城门题额，写上得意之笔。

经过测量，惠州城垣周围一千三百六十丈，俗称“七里三”，高二丈二尺，城基宽二丈；筑瓮城5座，高、厚与主城同；筑城雉堞1614个，每堞广六尺，厚一尺五寸；筑城楼7座，各高三丈四尺，广三楹，可容四五百人；城北筑炮台28座，选择地势扼要而置。惠州府城城墙经过江国霖主持修缮后，比以往更加牢固、雄伟，且规格高、质量好，很快发挥了“守民”作用。

清咸丰四年（1854年），广州、东莞、惠州等地爆发天地会反清起义，地方官府无力镇压，致使惠属之博罗、河源及近郡之东莞、增城、花县、龙门、从化等县城相继城陷，外地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入惠州城避乱，“数百里内皆来保于惠城”。是年闰七月，惠州翟火姑率数万之众围攻惠州城，数月久攻不下，惠州府城有效地保护了全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惠州民间谣谚云，“铁链锁孤舟，浮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它为人们描述了一个既是兵家必争，但又固若金汤的惠州府城。

惠州府城的街道，经过明代扩城，至清代形成“九街十八巷”骨骼脉络，区域面积达1平方千米。

“九街十八巷”具体指哪些街巷，相关资料尚存争议，流传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流传较广，“九街”为府前横街、北门直街、高第街、金带街、文兴街、塘尾街、忠信街、后所街、打石街（更名中山西路，即商业步行街）；“十八巷”为府背巷（更名公园后街）、白珩巷、兴隆巷、都市巷、象岭巷、尔雅巷、朱紫巷、叮咚巷、扬雅巷、游所巷、六角巷、淘沙巷、红花巷、牛角巷、万寿巷、大帘巷（即大廉巷）、小帘巷（即小廉巷）、百子巷（也称柏子树下）。

不过，据清光绪《惠州府志》中的《惠州府城之图》所记载，府城街巷总数泛称，并不是具体指九条街、十八条巷。这不难理解，考究古人用词，三、九、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都是代表众多的意思，如在古代长安，人们用“九衢”来代表其街道之众多和繁华。因此，惠州“九街十八巷”，可以理解为形容惠州府城热闹繁华的一种描述。

惠州府城，还有“鹅湖穿城”的胜景。鹅湖为筑城所凿池，“云凿池者，南凿象岭山脉，引湖水至钟楼，即为城西南池。明扩惠城，池贯城中，更名百官。（张友仁《惠州西湖志》）”明嘉靖惠州府训导戴赏描述鹅湖时称，“（西）湖盈而后循城关入百官池，盘旋印山，溯公卿桥而南，逶迤钟美，实一方之胜”。清末博罗诗人张隽有诗《西湖行赠周剑虹广文》云：“起登孤屿纵目望，城通西湖湖通江。此湖岂独风景好，形势百粤推无双。”

雄伟之城池，秀美之山水，使得惠州府城刚柔并济，“百粤无双”。

岭东首邑

归善“灵城”通过水东街连接惠州府城

更为奇特的是，惠州古城的范围，不仅包括惠州府城，还包括一个附郭县——归善县城，在明清两代上演“双城记”。这样的范例，在全国少见。

归善县设立南朝陈祯明二年（588年），由欣乐、怀安、酉平三县合并而成，隶属梁化郡，县署设于水东（今桥东）白鹤峰之下。唐宋两代，归善县城并无城池。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因盗寇频发，归善县署迁入惠州府城谯楼之左，形成“一城两治”局面。

府城与县城的办公场所共处一城，放在现代，类似于市政府与县（区）政府同在一处。这种状况持续了200多年才得以改变。

明嘉靖年间，岭东地区遭受前所未有的寇乱，惠州首当其冲，水东居民区因无城池可守，遭到劫掠，方志中的“兵叛掠东平”记载，反映的就是当地居民饱受寇乱之苦的窘况。

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岭东寇首花腰蜂伏诛，社会局势稍稍安定，惠州府生员刘确、乡民黎俸等请建东平民城，以防守地方。

东平民城的兴建，除了军事防御需求，经济发展也是重要动力。明代吴高《惠州修路记》记载有老者告知他说，“昔水东地势低洼，宋守钱酥筑作平直，郡人便之……”这是后人考究水东街始筑年代的原始资料。至明代中晚期，水东一带已相当繁荣，东新桥、水东街皆是重要墟市。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兵备副使方逢时因征寇来到惠州城，至通衢，叹曰：“东路要区也，人民殷富，不可无城，遂使议城之。”

从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居住在东平一带的百姓是比较富裕的，因此亟需一座城池来维护地方安全。

不过，东平民城建成后，“不属之官而属之民，草创图基，仅作土墉，无环堵以为守御”，形制上显得单薄。

明万历初年，归善县知县林民止着手搬迁县治，欲将县署迁回白鹤峰，得到惠州知府李畿嗣的支持。

唐宋时期的归善县故址“几芜没民间，不可复识”，选址之地为利、严两姓所有。林民止以铜钱五百缗征得利姓土地，这是惠州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较早的政府征地补偿。

土地的问题解决后，明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归善县治正式兴建，于当年十二月竣工，东平民城由此变为官城，土墉变城墙，归善县城由此矗立。

据明万历《惠州府志》记载，归善县城“高一丈六尺，周围阔一千零五十丈，雉堞一千五百六十五。为门四，东曰辅阳，南曰龙兴，西曰通海，北曰娱江，关二，便门二，窝铺九。”“城内曰关厢坊，分亚元、登云、云衢、龙座冈；城外曰东关坊，分东平一、东平二、东平三、东平四、东平五。”

明代惠州人叶梦熊在《归善改建龙兴门记》记载改建城门始末，并描述说“水自西江（西枝江古称）而下，汪洋停滀，万顷如练；天马诸峰，积黛飞翠，缭绕屏列。”从龙兴门一带的自然风光可以看出，归善县城依托城墙之势，与自然山水浑然一体。

对比古今地图可以发现，归善县城东门辅阳门在惠新东街口，南门龙兴门在永平路北段对出西枝江边，西门通海门在惠新西街口的西门口，北门为娱江门在和平直街近东江边。

归善县城垣此后修葺不断，尤其是崇祯七年（1634年），归善知县陆自岳为抵御倭寇，捐俸加固城池，“垣高九仞，雉联百里，楼橹刁斗，革笥木荐，桔槔兜零，鹿角虎落，无所不备。”博罗大儒张萱撰《归善县修城记》盛赞陆自岳，在他笔下，归善县城是一座“灵城”，可与周文王之灵台、灵沼“同垂天壤”，理由无他，惟“众心成城”耳。“自兹而籓篱日固，夜户不扃，弦诵声高，甘棠荫满，近悦远来，老恬幼嬉，鸡犬宁止。”

这座“灵城”里，有惠州人文地标——白鹤峰。这是苏轼故居所在地，惠州人将其辟为东坡祠，德有邻堂、思无邪斋等苏迹令人向往；始建于元代的归善县学宫，气势恢弘，美轮美奂，学宫之前的东湖，“碧水澄泓，人文攸繁”。城外，是风景优美的理学大师杨起元讲学处——敦仁精舍，以及星罗棋布的大小湖塘。连接惠州府城、归善县城两城的水东街，七十二行当兴旺，成为了商旅辐辏之地，市肆之盛，货财之富，船泊之集，富庶甲于惠郡。清人任昌诗《循州竹枝词》云：“包公巷口酒楼开，赢得酒人得得来。闲倚阑干听歌舞，紫云一曲遏云回。”

绘制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的《惠景全图》，完整地展示惠州“一街挑两城”的独特格局。在这幅图里，城开四门、城墙包裹的归善县城形似乌龟，在东江与西枝江的环绕中，被东新浮桥牵引，西向惠州府城游去。

至清代，归善县城垣历经八次大规模修葺，最后一次是在清咸丰五年（1855年），“西与府城对峙，中隔一水，通以浮桥。”

总之，明代归善县城建成，与惠州府城交相辉映，惠州古城正式形成“一街挑两城”的格局，在明清两代存续五百年，在中国城池营建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州府城池与附郭县城隔河观望又相距较远的范例。

惠州古城，又与惠州西湖、东江、西枝江水系融为一体，堪称岭南山水城市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