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第一次南下广州，栖隐罗浮，是在晋光熙元年（306），在此之前三年，他在家乡参与了平定石冰之乱的军事行动。据《晋书·葛洪传》载：“太安二年（303），石冰作乱，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平乱后，葛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不料“正遇上国大乱，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途隔塞。”进退两难之时，他听闻“故人”嵇含其时正任职襄阳，于是便前往探访（详见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以下简称《自叙》）。当时，他或许未曾料到，这一次探访，让他碰上南下广州、栖隐罗浮山的机缘，因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一年，葛洪23岁，而他所要探访的嵇含43岁，二人成忘年交，当然并非偶然，他们是有共同思想的。嵇含，字君道，自号亳丘子，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及植物学家，是“竹林七贤”精神领袖嵇康的侄孙，深受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尚庄老，喜谈玄，重养生。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出身江南士族，“少欲学道，志游遐外”。从祖葛玄，号葛仙公，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方士，曾将炼丹秘术亲授郑隐，后“洪就隐学，悉得其法”“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总之，二人的家世相若，志趣相投，虽然他们的相交始于何时已难详考，但能以“故人”称之，想必已为时不短。

两晋之交，遭逢乱世，政局的变幻无常，生命的朝不保夕，“激起老庄个人思想的复活，因此儒学衰而道学盛”（钱穆语）。士大夫每多以重视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为价值追求，谈玄炼药、服食养性成一时风尚。而嵇含和葛洪二人，各自深受家族传统思想的熏染和道教信仰的影响，实为同道中人。他们在襄阳朝夕相处的那段时间探讨学问、交流思想。就在这一年，嵇含编撰了《南方草木状》。该书对两广地区的植物分门别类地作了详细记述，葛洪恰逢其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项工作。此书内容与服食养性有关，似乎是为他们即将南下广州的道教活动作资料上的准备。尤值一提的是，葛洪于炼丹修道一事，素重“名山”，以为“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同时，他还详细列举了天下28座名山，而其中地处岭南的则只有罗浮山（详见《抱朴子内篇·金丹》）。他指的“将登名山”，从当时的语境看，毫无疑义就是专指罗浮山。

次年，亦即晋光熙元年（306），嵇含被刘弘荐为广州刺史，“乃表请洪为参军。”洪自谓“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见遣先行催兵。”很显然，这一次嵇、葛二人相约南下，除了奉命赴任外，就是“将登名山，服食养性”（《自叙》），或者可以说，葛洪在决定与嵇含一起南下之时，已经把“将登名山”的目标，锁定在“篱陌之间，顾眄皆药”的“岭南第一山”罗浮山。

葛洪刚到广州，便得悉嵇含遇害的消息，但这突然的变故，并没有改变葛洪欲登罗浮的初衷。他在《自叙》里说：“君道于后遇害，遂停广州，频为节将见邀用，皆不就……将登名山，服食养性，非有废也。”他在《抱朴子内篇·金丹》说得更明白：“余所以绝庆吊于乡党，弃当世之荣华者，必欲远登名山，成所著子书，次则合神药、规长生故也。”很显然，葛洪早已规划好这次南下，必欲远登罗浮，潜心著述，兼炼神丹以求长生。他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因为嵇含的意外遇害而废止。

古籍中最早记载葛洪首登罗浮山一事的是东晋人袁宏的《罗浮山记》。晋兴宁元年（363），袁宏任南海太守，其间曾携其弟颖叔以及僧人支法防登上罗浮山探寻单道开石室，后作《罗浮山记》记葛洪栖隐罗浮事。“葛洪字稚川，句容人也。谯国人嵇含尝为广州，乃请洪参军事。洪允，先行到广州，而含于此遇害，洪还留广州，乃憩于此山。”（见宋《太平寰宇记》卷160）。考袁宏亲登罗浮之时，距葛洪离世（343）仅20年，他说葛洪于嵇含遇害后“还留广州，乃憩于此山”，当甚可信。南齐王琰《冥祥记》的一则记述，从侧面佐证了袁宏亲登罗浮这件事，记中说单道开“以其年七月卒，遗言露尸林里，弟子从之。陈郡袁伯彦（宏）兴宁元年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登游此岳，致敬其骸，烧香作礼。”王琰离袁宏并不远，他的这段记述佐证了袁宏的《罗浮山记》并非不根之谈。

多种史书和方志记述的鲍靓与葛洪相交的种种故事，大多以罗浮山为空间背景，也是葛洪首次南下便进入罗浮的重要佐证。《晋书·葛洪传》记录葛洪“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鲍靓在越秀山建越岗院（明代改三元宫），作修道行医之所。葛洪与鲍靓结识并师从鲍靓学道，正在此时（钱穆《葛洪年谱》）。期间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是南朝沈怀远《南越志》中的一则记述：

鲍靓为南海太守，尝夕飞往罗浮山，晓还。有少吏晨洒扫，忽见两鹊飞入小斋，吏帚掷之，坠于地，视乃靓之履也。

此事亦为宋人王胄《罗浮图志》所记，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把双鹊改成双燕：

稚川居罗浮时，靓为南海太守，以道术见称……与稚川善。尝往来山中，或语论达旦乃去。人见其来，门无车马，独双燕往还，怪而问之，则双履也。

故事展现了鲍靓和葛洪通宵达旦谈玄论道的场景，故事的发生地是葛洪在罗浮山的居所，即后来的南庵都虚址，后又改冲虚观，这就是后人在冲虚观建遗履轩、双燕亭的由来。

葛洪第一次入粤，曾乘便游访交趾、扶南等地，而其中大部分时间应在罗浮山。在山中，葛洪除兼炼神丹，服食养性，以求长生外，就是潜心著述。根据《自叙》：太安元年（302），葛洪二十岁时，就开始了《抱朴子外篇》的写作，“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建武是晋元帝的年号，仅用了一年，可知其定稿于晋建武元年（317），亦即葛洪返回故里的那年，时年35岁，而其《自叙》则是作于数年之后，与所说“今齿近不惑”大体相合，可见《抱朴子外篇》是葛洪在第一次居住罗浮山期间笔耕不辍而陆续写成的。葛洪的其他重要著作如《抱朴子内篇》《肘后备急方》《神仙传》等，也都是他两次住山时完成的。

葛洪这一次南下，何时北归，史无明载，众说纷纭，笔者倾向于认同葛洪“一直到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建立政权，才离开广州返回故里”的观点（详见陈椰《葛洪与罗浮山》），也就是晋建武元年（317）。这一年，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据《晋书·葛洪传》：司马睿为宰相时，曾辟召洪为掾，后又因平乱有功而赐爵关内侯。今见其开国称帝，“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结皇纲于垂绝，修宗庙之废祀”，颇有一番革故鼎新的气象，让葛洪看到了重返朝廷，建功立业的希望，适逢改朝换代，人事变更，鲍靓似应在此时离任，葛洪亦随之返回故里，结束了他第一次岭南之行。

最后说说鲍姑嫁与葛洪的问题。据《晋书·葛洪传》载：鲍靓“深重”葛洪的人品才学，因“以女妻洪”，此女名潜光，世称鲍姑。有资料称，鲍姑约生于晋永嘉三年（309），卒于晋兴宁元年（363），若此则资料无误，以之推算，葛洪初入岭南时，鲍姑尚未出生，葛洪离开岭南时鲍姑年方8岁，考虑到古代女子婚嫁年龄一般在14岁左右（唐李白《长干行》诗即有“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之句），假设鲍姑14岁与葛洪结缡，则应在晋大兴三年（320），已是在葛洪返回故里之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