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的时节。这句戏谑背后，一场深刻的“健康革命”正在酝酿。

乘着全国两会的东风，加之春日渐暖，人们逐渐减衣露肤，“体重管理”话题热度持续走高。

当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强调“体重管理”的重要性，当社交媒体上刷屏“再不减肥恐拖国家后腿”的警示，这场看似私人领域的“身材焦虑”已悄然升级为国家健康治理的战略议题。

（一）

“体重管理”怎么就上升为“国事”了呢？

曾几何时，“我胖我有理，没吃你家米”是部分人的口头禅，体重管理曾被认为是个人私事。当雷海潮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及“体重管理年”行动时，许多人惊讶于国家层面对个体腰围的关注。数据背后隐藏着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肥胖率分别达到34.3%和16.4%，居民肥胖率呈上升趋势。有研究预测，到2030年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可达65.3%，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可能达到4180亿元。

可以说，体重管理关系到个体健康与民族未来。

对个人而言，体重是生命质量的“晴雨表”。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导致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和部分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

对国家而言，体重管理关乎民族竞争力。儿童期肥胖不仅会对其身体发育造成严重影响，还将增加成年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当“小胖墩”成长为劳动主力军，其健康隐患将直接削弱社会生产力。同时，体重管理还影响全民健康程度、医疗承载能力、社会经济负担等方面。

体重管理上升为“国事”，本质是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的战略选择。过去“以治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难以为继，而超重肥胖作为慢性病的“头号推手”，已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短板之一。从经济学视角看，肥胖率的降低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医保支出。这场“腰围保卫战”，实则是国家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健康”的治理智慧。

（二）

近年来，在居民体重管理方面，惠州各相关部门积极行动。

自2017年起，市卫生健康部门就倡导并持续推动“三减三健”理念和项目，并通过义诊、健康讲座等多种形式宣传和推广健康体重管理。不少医院也积极推动患者体重管理，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等相继开设肥胖门诊、医学体重管理示范基地、医学营养减重教学基地、体重管理门诊等，帮助患者控制基础病，合理减重，重塑健康生活方式。

目前，惠州全市拥有体育场地17239个，总面积为1953.81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9平方米，一个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已然成形，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体重管理自由”。教育部门也非常重视学生健康体质、体重管理，近年来全市中小学校学生体测优良率总体不断提升。

尽管成效不错，但体重管理仍面临深层梗阻，不少地方在体重管理方面仍存在居民意识较薄弱、极端减肥方法损害健康、久坐办公等不良生活方式难以杜绝、政策衔接不够到位、跨部门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社会支持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

（三）

破局之道何在？笔者认为，在于构建“三位一体”的健康治理体系。

政策层面，从强制推行食品营养标签标识，到精心布局社区健身设施“15分钟圈”；从建立体重管理监测网络，到推广“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全民健身活动；从积极推动医保支付向健康管理前移，到全面开展中小学校园“食育+体育”双改革课程，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相互配合，形成强大的立体化支撑。例如上海试行全国首个饮料“营养选择”分级标识，这类做法值得推广。

机构层面，要勇于创新。应鼓励更多医疗机构设立跨学科体重管理中心，还可开发“数字营养师”AI系统，通过分析患者代谢数据等指标生成个性化方案；企业则应研发推出更多健康安全的营养或减肥产品，还可推广工间操制度、“站立会议”，以便在促进员工健康的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个人层面，需重构健康生活方式。首先应树立“为国减肥”等体重管理意识，破除“饿瘦论”等健康误区。还应践行“微习惯”行为革命，可以从每天多走500步、使用“减油壶”“限盐勺”、改用小号餐盘等小事做起。还可以发挥家庭联动作用，比如落实“全家健康秤计划”，建立家庭体重管理日历，制定每周健康食谱等。

推进体重管理，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腰围数字的变化，更是一个国家健康治理能力的跃升。这场关乎14亿人生命质量的“无声革命”，需要政府精准施策、机构创新服务、个人主动作为，唯有三方合力，方能让健康中国的愿景照进现实。

体重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让我们共同行动，吹响体重管理持久战的冲锋号。

惠州日报记者周智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