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年（1775），皇帝弘历亲自下了一道圣谕，指称“千山和尚诗本，语多狂悖，自应查缴销毁。”又说“查千山名函可，广东博罗人，故又称博罗剩人。后因获罪，发遣沈阳。函可既刻有诗集，恐无识之徒目为缁流高品，并恐沈阳地方为开山祖席，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着弘响、富察善即速确查，从前函可在沈阳时曾否占住寺庙？有无支派流传，承袭香火？及有无碑刻字迹留存？逐一查明，据实复奏。”（《清高宗实录》）

于是，关外寺庙凡与函可有关的遗迹、碑文，以及函可在璎珞峰下的墓塔和塔铭被铲平；《盛京通志》中有关函可的记载，被尽数删除；函可的《千山诗集》和《千山语录》，被《四库全书》列为禁书，尽行缴毁。一个一百多年前已离世的出家人，为什么会令乾隆皇帝如此寝食难安，必欲彻底封杀而后快呢？只要我们了解一下函可其人其事，便可窥知个中缘由。

释函可（1611-1659），俗姓韩，名宗騋，字犹龙，是明崇祯年间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韩氏世居博罗县浮碇冈，是惠府名门望族、书香世家。韩氏家中藏书颇丰，庭训甚严。函可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于书无所不窥，多探索奥义，尤喜陆子静(九渊)书。”用他的话说，那时候是“教训日从严，道义日已康”“读书穷壶奥，落笔竞潇湘”（《秋思》），小小年纪便立下匡济天下的大志。他在十六岁那年考上秀才，意气风发，“豪快疏阔”，与之往来酬唱莫逆知己者，如曾起莘（函昰）、黎遂球、梁朝钟、罗宾王等，皆岭南一时才俊。后又随侍父亲任官于两都。韩日缵在朝二十年，“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如倪元璐、冯元飚、黄道周等，函可皆得与把臂论交，“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为耻。”（清函昰《剩人和尚塔铭》）

明崇祯八年（1635）五月，韩日缵卒于任上，家道中落，国事日非。面对“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乱象，函可意识到明王朝大厦将倾，“见得人间世，半点也靠不住”，遂绝进取之心而生弃世之念，偕曾起莘同参曹洞宗三十二代高僧空隐道独于东莞双柏林寺。明崇祯十二年，又随道独入匡山，过曹溪，祝发受戒于舟中，易名函可，字祖心，号剩人，时年二十九岁。明崇祯十四年，他随道独、函昰返罗浮华首台，充都寺，被道独立为第二法嗣。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杀。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洲八旗金戈铁马驰骋中原，神州动荡，明社倾覆。当是时，函可在广州住持不是庵，闻国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经），附官人舟入金陵。”次年二月，函可抵南京，居住在江陵名士顾梦游家。五月，清兵攻陷南京，恣意杀掠，“朝士荐绅多闭户不出。函可独服缟练衣，持拄杖痛哭其门，大呼‘志不可降，时不可失’，闻而感激殉节者十数人，函可咸作为诗歌以吊”，将“亲见诸死事臣，记为私史。”这部私史，就是函可以亲身闻见，密记金陵沦陷时弘光帝被虏，诸臣死节和万民遭殃种种事实的《再变记》。函可撰写《再变记》，“复黯然形诸歌咏”的激烈言行，“时人多危之”，担心他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而函可却“为之自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据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的考证，大约在清顺治三年（1646）暮春，函可曾返回广东，随即于同年再至南京。函可于兵荒马乱之际，不惮艰危，未及一年而往返数千里，表面理由是印刷经书，“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他寓居南京期间，与困居城内的著名反清人士顾炎武、归庄、龚贤、邹典等过从甚密，还曾面见了当年韩日缵的门生、降清后驻节南京的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这种种行迹，引起了驻守江宁提督巴山的注意。巴山是满洲镶黄旗人，与洪承畴早有嫌隙，阴欲罗致其罪名而排挤之。清顺治四年十月，函可启程返粤，从聚宝门出南京城，“行李过城门，守者检箧笥有弘光帝答阮大铖书稿及《再变记》，乃擒送军前。”（汪宗衍《明末剩人和尚年谱》）南明弘光帝即福王朱由崧，函可身上居然夹藏了他的亲笔书信，而《再变记》的内容又是如此触犯满清的忌讳，更让人生疑的是，函可这次出城的护行牌文，是明朝降臣洪承畴所发，这就让巴山愈益怀疑洪氏牵涉案中。

巴山对函可“考掠至数百”，试图逼他供出与洪承畴的关系，而函可始终不松口，“但曰某一人自为。（用刑的）夹木再折，无二语，乃发营候鞠，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走二十里如平时”，真不愧为铮铮铁汉，途人为之肃然起敬，也使当事者无可奈何。洪承畴身涉案中，为避嫌自保，径将此案移送北京，说是“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谨将原给牌文及函书贴封送内院，乞敕部察议。”顺治皇帝以“素受眷养，奉命江南，劳绩可嘉”为由而“姑从宽宥”了洪承畴（据《清实录》）。身受重伤的函可则被奉旨“拿解来京”。清顺治五年，函可终因《再变记》言论“有干我朝忌讳”而获罪，诏令流放沈阳，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以很大的篇幅介绍和分析了这一段公案，指出：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谳，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处。所以谕慰洪氏，轻罪函可者，盖仍须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汉人士大夫如瞿稼轩辈。瞿、洪皆中式万历丙辰进士，而函可乃适当之联系人也。然则当日洪承畴处境之艰危，清廷手腕之巧妙，于此亦可窥见一斑矣。很显然，函可得免一死，并非清王朝心生怜悯而施仁政，而是他们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投鼠忌器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谋略。正是在这种政治博弈之下，函可不但是满清王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成了首位被清政府放逐东北的“文化流人”。

清顺治五年（1648）四月，函可抵沈阳。沈阳虽号称盛京，竟“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生存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但函可泰然面对，自慰道：“幸有千家在，何妨一砵孤。但令舒杖屦，到此亦良图。”（《初至沈阳》）对未来的生活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致信师兄函昰说：“门下龙象如云，若得专一人来，使某得尽其夹辅之力，则曹源一滴长润塞下。”他秉承其师空隐道独兼修释儒、利物济人的思想，开始盘算如何在关外弘法布道。

清顺治八年，清廷大赦天下，对函可的监管有所放松，允许他在辽东地区走动。他往返于沈阳、尚阳堡、千山等地，“自普济历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凡七坐大刹。”据史料载：函可在讲经时，“尝欲取易、中庸、楞严、道德四经合为诠释以概三教之宗。”认为“但为真儒，即为真佛；必为真佛，始为真儒。文章、风节、学问、经济，无不在此”。而“佛门不是躲身之处，即入佛门便当作佛”；“佛法在世间，不离百姓日用”，佛门弟子要“出得世间，入得世间”（《千山语录》卷一），应以出世之襟怀行济世功德。“凡七坐道场，趋之者如河鱼怒上，得法徒六、七百人”，被尊奉为“佛出世”。函可的讲话由弟子今羞、今何作笔录而成《千山语录》，一再刊刻行世，远播关内外和朝鲜、日本，实现了空隐老人“吾道东矣”的夙愿，成为塞外佛教第一传人，关外禅宗的开宗鼻祖，受到当地僧俗的欢迎和敬重。

“道心岂为饥寒长，诗料偏于沙碛添”，孤寂寒苦的塞外流放生活，摧残着函可孱弱的身躯，却又激发起他蓬勃的诗情。正如其所言：“我死终无恨，我生良独艰。不因频得句，何以破愁颜。”（《侍者劝予病中罢吟》）一部《千山诗集》共收录函可生平所作诗1500余首，大多数是作于关外。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诗歌创作获得大丰收，艺术成就达到高峰。

清顺治七年十一月，函可以诗友左懋泰五十五岁生日，邀集辽沈遗老流民三十余人集会，首倡诗祝寿，众人和之，遂结为冰天诗社。这是辽东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诗社。同年十二月初四，函可生日，诗社同人咸集赋诗贺寿，举行了第二次社集。“会未及三，诗愈半百”，函可把冰天诗社诗结为一册，并亲自作序云：“尽东南西北之冰魂，洒古往今来之热血”“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续东林之胜事”，他虽然寄身于方外，流寓雪域，心中却依然沸腾着前明东林复社的热血豪情，不忘家国天下之大事。特别是他那大量的思乡之诗，在满纸乡愁中融入了丧亲之哀，毁家之恨，亡国之痛，生民之苦，正是“肉身纵在肠应断，既哭苍生亦哭僧”。

清顺治八年（1651）三月，同门真乘和尚自罗浮来访，函可收到了师友们的来信。当他听到顺治四年博罗惨遭清军屠掠，全城“十不存一”，韩氏阖门罹难的噩耗，悲恸不能自禁，写下《得博罗信三首》，其三云：

长边独立泪潸然，点点田衣溅血鲜。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冈头断晓烟。见说华台云片片，残枝犹有夜啼鹃。

真是字字泣血，催人泪下。自后，他写下了大量的作品，悼念在抗清斗争中死难的亲朋好友。如堂兄韩如琰，明崇祯十五年举人，甲申闻变，奋然兴兵抗清，守城战死，死前留绝命诗二首，有谓：“一门节义自天成，同日捐躯殉大明。赤胆忠臣魂冉冉，青闺烈妇血荧荧。”函可读后，流涕和之，称赞他“柴市千年正气留”“更将心胆寄春秋”。他的五妹，博罗城破时，适归宁，藏匿于夹墙内，闻清兵欲杀其母，即惊呼出救，触刃死，函可作诗记其事。他还特别记下清兵焚烧博罗西园，“西园公遗书数万卷，手著亦不下万卷，俱火烬”，致使岭南文化遭受惨痛损失的历史事实。

函可出家前结交的许多挚友，先后在抗清保明的斗争中慷慨就义。如梁朝钟，番禺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清顺治三年清兵陷广州，赴水殉国，被救起，命其剃发，不从，自刎死。又如黎遂球，明天启十年举人，南明隆武朝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清顺治二年，提督广东兵援赣州，城破巷战，身中三箭而死，弟遂洪同时殉难。正是“家余老母西方泪，梦绕孤僧北塞烟”。对这些英烈，函可都专门作诗哀挽，颂扬他们“一身许国气无前”的英雄精神。在《遥哭秋涛》一诗中，函可称赞陈子壮起兵抗清战死疆场，“尽把心肝报主休”“长偕正气世间留”。与陈子壮、陈邦彦并称为明末“岭南三忠”的张家玉，函可则喻之为南宋负帝投海的陆秀夫，说家玉抗清兵败，拒降赴水而死，“从此千秋沧海上，风涛怒卷血犹浑。”此外，《遥哭巨源》《遥哭千里》《遥哭暮过》等百数十首，皆述国仇家恨之作。

诗歌是他继续与清廷战斗的利器，他谴责清军恣意杀掠的暴行：“苍狗白衣瞬息中，况闻五岭满刀弓。亲朋敢望今谁在，城郭应知到处空。”（《怅望》）哀叹时政昏暗，坏人当道：“天无门兮地无路，龙为鱼兮鼠为虎。”（《长相思》）抨击新朝文网密布，以文字狱掩饰罪行，钳制言论：“四海尽秦坑，诗书同一炬。”（《哭吴岸先》）正如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所言：“清初高僧诗，以粤东为冠，慷慨任气，磊落使才，怨而近怒，哀而至伤，可印证世事者亦多”，《千山诗集》即为其中之表表者。

函可当家国全盛之日，弃纷华如敝屣，从一个官宦世家的贵公子成为隐身方外的出家人，但于明清易代之际，却未敢忘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先贤训诲，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斗争，宁折不弯，风骨凛然。正如他在《读杜诗》中所说，“公诗化作血，予血化作诗。不知诗与血，万古湿淋漓。”《千山诗集》是和着一个苦难民族的血泪书写出来的，它不但是函可坎坷人生的形象观照，也是那个天崩地解时代的真实记录，多能“印证世事”，具有很高的文学审美和历史研究的双重价值，值得珍视。

(吴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