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话终于有了一部相对翔实、完善的方言词典。编纂者和一批文史研究者都是惠州学术文化精英。这个精英群体近三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惠州语言、民俗、文化传统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专著、论文。就方言词语音义方面的著述而言，则继《惠州方言》（2008）之后，又有了这部《惠州方言词典》的编纂出版。在笔者看来，新编的《词典》因其地方词汇内容的丰富性、特异性，词项意义阐释的精确性，当能让读者、研究者真切地认识一个粤语中深具东江本土特色的、古老而又鲜活的地域方言。

以“惠州话”冠名的这个方言原称“本地话”。在粤东，“本地话”可大体上依东江作“中、上游”与“下游”的区分。惠州话是东江中、上游本地话的中心与代表。

在明末清初客家移民潮席卷东江之前，中、上游本地话与下游本地话同属粤语（古粤语）。其后，中、上游本地话与下游本地话距离逐渐拉开，大致上是下游距粤语中心区近些，中、上游受客家话辐射影响多些。尽管如此，构成粤语东江本土特质的基本语言成分彼此都仍旧保存。目前广东方言的划类分区，下游的东莞、增城（连带龙门、从化、宝安）本地话都已明确地定属为粤方言的广府片。至于惠州话，即“中、上游本地话”，则某些方言著述对其粤方言属性仍存异议。我们是深信其为粤语而决不可能归属客家话的。它是虽受客语辐射磨损而东江粤语本土特质依旧非常显著的粤方言。围绕这个中心，我们作了一番历史方面的考察以及语言学方面的探讨。语言学方面的阐释请参阅本词典后载的《附论·惠州方言归属论析》。这里要着重考察的是惠州方言的历史归属。

对惠州方言归属的历史考察，虽则能找到的相关文献不算很多，但很有价值。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粤东地区方言格局的历史文献记录。

明《永乐大典》引宋代《图经志》所记，有“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之语。这是说，自宋以来，惠之属县中有海丰语音近潮。惠在本土语音（即“本地话”）之外，东部还有潮语混杂。

明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在《广东通志初稿》中直接提及惠州府的方言格局，把府属方言归为三类：“若夫博罗、河源地近于府，则语音相同；海丰近于潮，则类潮音；龙川、兴宁、长乐联络于赣，则类赣音。”与《图经志》相较，惠州的方言格局，在惠州府音（即“本地话”）以及海丰潮语之外，又多了个龙川、兴宁、长乐的“赣语”（实即“客家话”）。府音覆盖范围也很明确，是府城，府城所在的归善，还有博罗、河源。

嘉靖四十年（1561）黄佐《广东通志》，所记惠州府方言格局与戴璟志略同，只是补充说到“郡城中多正音，城厢近南雄”。这是说，府城附近已呈方言混杂之状了，但城区仍“多正音”。“正音”近似现代人说的方言“标准语”，也体现惠州（本地）话的强势地位。

惠州本土方志也有谈及方言格局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惠州府志》有云：“归善、附城音近正，博罗、河源近归善”，“大都归善、河源其音轻以柔，博罗重以急，海丰近潮州”，“龙川稍同河源；长乐、兴宁、和平谓母为哀，谓父为亚公，三县山川风气与赣联络，其语稍近赣云”。此志与前述两省志相异之处， 一是指出“龙川稍同河源”，不像前述两种《广东通志》那样把龙川与兴宁、长乐简单地归为近赣的客语县；二是把新置县“和平”与长乐、兴宁归为一类。

入清后至乾隆年间，方言格局记录仍无大变，乾隆《归善县志》仍是说：“大都归善、河源、龙川其音轻以柔，博罗重以急，海丰……近潮，多潮音……和平谓母为哀，谓父为亚公，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赣。”这个时候，兴宁、长乐已由惠州辖县改为嘉应州辖了，“类赣”的 客方言就只说到新置县“和平”。

上述一系列地方历史文献记录显示的方言格局都印证惠州话属于植根本土、即东江中上游的古老方言。在“潮语”进入海丰、客语进入兴宁长乐之前，它是该地区唯一的汉语方言。明中叶以后，方言格局虽已惠、潮、客三分，但当年方志编纂者的认知，惠方言依旧为“正音”，分布地域依旧涵盖府城、府城所在的归善以及惠属古河源、博罗、龙川，即整个东江的中、上游。此外，作惠、客、潮三分的记录描述也表明，惠方言与客必不同类，说惠可归入客家话则更属无稽之谈。

惠方言属客是不可能的，而“属广”，近同于广府，则历史文献却曾经有过明确而肯定的回应。明代人文地理学者王士性的《广志绎》，即曾认定惠州为“真广郡”；方言归属上则是“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那是王士性万历初潮、惠考察得出来的结论。“作广音”，即方言同于“广”（广府方言，粤方言）。

可为惠方言属粤而非客佐证的还有词语音读一类的地方文献记录， 《附论》相关部分将会详及。这里讨论与惠州方言格局及其演变密切相关的客家移民浪潮。先是社会动乱，惠州府属兴宁、长乐于明正德、嘉靖间迅速变成客化县。明嘉靖三十年（1551）《兴宁县志》写道：“国初兵后，邑荒墟，后渐实以汀、吉、抚州之民，城中皆客廛。”兴宁客化程度最高，因为该县兵后全县原住民仅存20余户，而逐渐进来填补荒墟的又全都是汀、赣客家移民。明后期抵清初，客民入惠浪潮一发不可收，而触发这一轮客家移民浪潮的契机，则是和平、连平、长宁、永安几个新县的建置以及清康、乾间复界招垦政令的推行。记录客家移民浪潮及由此引生土、客矛盾冲突的地方文献多如牛毛，这里不再详述。客家移民浪潮给惠州地区族群分布、方言格局造成的结果，主要是客家族群人口所占比重剧增、客家方言覆盖所涉片点剧增，这种剧变影响所及的是惠、客方言交往互动中态势的强弱。就整个地区而言，说惠州话的强势地位发生逆转，那是确凿无疑的，但如果认为它已经“客化”或消失，或只留下一点“粤色”了，那就与客观事实绝对不符。这一问题，刘叔新、李新魁、杨烈雄、包国滔等学者及本土众多的学术文化精英已通过相当扎实的比较研究作出回答。如包国滔（2012）认为：“归善等地确实接纳了大规模的客家移民，这些人逐渐成为当地族群的主体，从而使原住民人数上的相对劣势日益突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已被客家移民所同化。他们在当地族群结构中仍占有一定比重，在某些地点，如今惠州市区甚至可能继续维持主体族群的地位。”包国滔还联系土著、客家矛盾冲突的历史背景，考察“本地话”这一明显带族群区分色彩的自称，从而认定：“包括今惠州市区在内的东江中上游以本地话为母语的人群的祖先，应当是早在明中后期客家移民浪潮到来前已世居当地的原住民，故而本地话的底层为粤方言。”

回顾历史，惠、客方言关系、格局和消长进退状况大致如此。明中叶客家移民浪潮出现之前，惠州本土方言“作广音”。清乾、嘉之后，东江中上游地区的方言格局是惠、客杂处，是客家村落集镇仍旧说客家话，本地村落集镇仍旧说本土粤语惠州话，那局面一如嘉庆年间客家学开创者徐旭曾所云：“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几百年的惠、客杂处，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某些因素彼此叠加、覆盖乃至相互融合、聚变的现象都有可能发生。但如果把这些变化和历史切割开来，抓住其间一两个所谓客、惠“完全一致”的语音特征，立为系属区分的绝对标准，从而把惠州话纳入客家，或者觉得这个传统的“客家”概念还不够用时又来创新一个“老客家”,那是不可取的，很难让学界和社会各界尤其是惠州方言族群接受的。

惠州方言作为粤语的一部分，立足于粤东本土，承传着辉煌灿烂的东江历史文化；在现代，它依旧是粤方言东部的重要片区，与共处同一区域的客语共创历史、开拓未来。这样的一个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方言是应该赢得尊重和呵护的。

最后还须说句，惠州话定属问题的学术研究要避免族群情绪的纠缠，这道理于方言学者来说，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何伟棠）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著名的声韵学家、汉语方言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