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至2021年，惠州市各县区先后七批次获评“广东省古村落”的村共有34个。其中，惠东县有11个，占总数的32.3％，颇为可观。不过，比起该县历史上曾经存在，包括至今尚存的乡村古围寨，这个数字，恐怕还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若要窥其全貌，了解它的历史因由和文化影响，则应从明代嘉靖年间的海防说起。

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

“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清《南澳志》）明代广东海防的总体布局，划分为东中西三路，西路为高、雷、廉三郡，中路为广州，惠、潮二郡则为东路。而“倭寇冲突，莫甚于东路”“傥柘林、南澳失守，是无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无惠也。”（明王在晋《海防纂要》）故在明洪武年间，在碣石（今属汕尾）设卫，在平海（今属惠东）设所，“开五屯而养兵，创一城以抚民”，军威凛凛，震慑四方，直至嘉靖初期，惠州海防百余年基本无甚大事。

然而承平日久，边备日渐松懈，卫所屯田被豪右兼并，军户亡耗又不复补充。水寨移入内港，墩堡弃为荆榛，哨船毁坏不修，“不法奸民、逸囚、渔人、蜑户、倭寇等皆伺机肇事，啸聚构乱。”官军则士气萎靡，怯于应战，任由倭寇蹂躏沿海各地，敌退才虚张声势遣将出镇，粉饰太平。特别是进入嘉靖后期，内政不修，社会动荡，海上倭寇更是乘虚而入，海警频仍。清蔡方炳《海防篇》说“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

既然官兵自顾不暇，于是，归善、海丰沿海乡村纷纷构筑围寨以自保，一座座城堡式的围寨先后出现，乡村的传统居住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现了向军事化转变的发展态势。这种变化在现今惠东县的沿海、沿江和沿驿道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为数众多、形态各异的古围屋或古村寨接踵出现。这些围屋或村寨，其始建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对乡村围寨，明嘉靖惠州举人叶春及有过这样的解释：“自贼起，乡人各为寨，名之曰围。”很显然，围寨就是把族群居住地围以高墙，构筑厚垒以御防贼寇的城堡，或者可以说，围寨就是海防军事建设中的民间版本。惠东黄埠的炙贤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清初黄埠举人薛昶所撰《炙贤志序》记述：炙贤寨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这一年，正是“山寇方炽，海警频仍，首尾牵制”之时。而在此之前，村民虽然“烟火不下数千，然犹星散旷居，未围也”。眼见着“海氛扬波，乡无宁宇”，形势愈益严峻，在村中颇有威望的士绅李云溪深以为虑，于是邀集本村薛、潘、梁等诸姓长老商量应对之策。他说：“吾侪鲛人与邻，一旦粘天浩淼中一二叶走险而至，将幻幻蜃楼，百难为守乎？”其所指“粘天浩淼中一二叶走险而至”的“鲛人”，无疑就是当时横行海上的倭寇海盗。为守护家园，保全村民的生命财产，村中各姓居民一致赞同建寨聚居，“遂鸠而围之，仍其名为蔗园，后乃更名炙贤寨。”这个炙贤寨（又叫炙贤围），“周围一百八十丈有奇（约600米），立东西南北四座门楼，每座门楼均筑有瓮城，墙高3米以上，厚0.8米，与城墙相连，设射孔，为斗炮九，砌以长石作敌楼其上，塑神镇抚之”，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

六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离炙贤围不远的吉隆汉塘村也开始“圈城”，最初是“五姓合围”，后又发展为“七姓合围”。他们引山溪水作护城河，河深3米，沿河密种簕竹以为屏障，围内建筑有三竖九横九条街道，密集整齐，设东、西二门供出入，目的也是共同抵御海倭的侵扰抢掠。稔山范和的罗冈围也是一个颇具军事防御功能的明代围寨。此围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长宽均为99米，呈正方形，坐北向南，内列8排建筑，每排建房屋6座共48座，皆坐北向南。围屋四周，则由100间房连成围墙以拱护，分东西南北四向筑门楼以供出入，门楼均仿城池规制构筑，并建有瓮城。

惠东沿海沿江地区几乎无屋不围

西枝江流域地当孔道，又有舟楫之便，也是山寇海倭啸聚肆虐之地，故沿江乡村亦多围寨，其中以多祝镇的皇思扬和田坑城最为著名。皇思扬位于西枝江畔，大船可直航平山、淡水而达于惠州、广州，平山至海丰的多条商贸古道亦自村中穿过，是归善东北山区通往西南河谷平原和稔平沿海地区的门户。皇思扬古围村始建于明末清初，以“设治防御”为主旨布局构筑，临外墙的房屋，向外墙面一律不开窗户，只设枪眼。寨内各姓村民又各自成围聚居，形成了“大围龙套小围龙”的居住格局。寨内巷道纵横交错，相互连通，有北门、大西门、下西门等寨门。据张友仁《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查访录》记述：光绪二十六年（1900），孙中山、郑士良、林海山等革命党人发动惠州起义，义军转战至多祝时，曾以二千余人、百余支洋枪四面围攻皇思扬，激战一整天仍未攻下，直至深夜时分，村中内应打开西门引义军入，寨始告破，足见皇思扬的军事防御能力不容小觑。

田坑位于多祝东出稔山、吉隆、平海的通道上，与沿海地区紧密连接，亦属要冲之地。陈氏田坑城始建于明末清初，占地1.2万平方米，呈半月形，用青砖或三合土绕城筑墙，全长500余米，墙高4至5米，只在东面立一门供出入，城内分置7座2或3层的望楼，每层均有瞭望孔和铳眼，望楼与城墙连通。城内有18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巷道，纵横有序，有近400间房厅，丁口最兴旺时期有100多户约700人居住其中。由于田坑城规模宏大，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特征，在抗日战争时期竟被侵华日军误以为是军事要塞而投下炸弹，将古城西南部分的房屋和城墙及四座望楼炸毁。

乡民筑围寨，办团练，以武装自卫，与地方政府的提倡有关。明万历年间，海丰彭希周就曾在《吉康治乱记》中称：“癸亥（指明嘉靖四十二年）春，司府明文命各乡建寨，此固不去则守，图存之策也。”礼部尚书、博罗人韩日缵也记述了海丰县令周一敬见县内“乡落散处，恐有鞭长不及之患，相地形险易，教民立寨自固。”可见，当时乡村立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指导。

毗邻海丰的稔平半岛也大体如此。从现存史料来看，在明代，惠东最早出现的围寨，是始建于明正德三年（1508）的稔山长排芙蓉村那座围墙高达6米的吉塘围。此外，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黄埠炙贤寨、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黄埠沙埔村金盘围、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吉隆汉塘围、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范和村罗冈围、建于明崇祯年间的多祝皇思扬城寨、建于明末清初的黄埠盐洲杨屋围（又称杨厝寨），以及铁涌溪美村古围屋，稔山长排寨内肚，多祝的蔡屋围、田坑城，吉隆的平政围，梁化石屋寮的九厅十八井围屋等，都是那个时期沿海沿江居民“立寨自固”的产物。至于那些始建年代不详或者名字早已更易的围寨就更多了，如吉隆的吉水围、镇阳围以及轿岭古村寨；盐洲李屋寨（今称李屋村）；稔山里安围（今称中径村）和凤仪寨（又名黄泥寨，今称革新村），以及烂澎寨（又名栏盘寨、莲蓬寨，今称莲蓬村）；范和的吉塘、长兴、尚德、六顺诸围等，正是官筑城、民筑寨，一旦倭寇之患发生，“民欲假息城廓，不能尽容，数村一垒，贼去则耕，至则闭垒而守”。

总之，惠东沿海、沿江地区乡村出于抗倭御寇的实际需要，几乎无屋不围，无村不寨，具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这些乡村围寨的居民就民系而言，有客家、本地和福佬，故不宜统称为“客家围屋”或“客家围寨”。

清初实行迁海，尽行拆毁沿海各乡围寨

“围寨”成为惠州山海交错之区一道引人注目的人文景观。围寨的产生，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居住形态和生活习惯，对当地民风习俗和文化性格产生深远影响。要守住围寨，寨内村民必须团结一致，听从指挥，宗族的地位和长老的权威因此被进一步抬高和强化，宗祠和族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为抵御外敌，寨内必须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勇敢善战的武装队伍，于是各村寨纷纷挑选精壮村民于农隙习武，以武结众，“藉其有臂力者教之技击”（韩日缵语），尚武习武肩负着事关家族和乡村生死存亡的光荣使命，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鼓励，成为惠东乡村的普遍风气。这种风气衍生出来的民风习俗，例如重视家族整体利益，敢于对抗强权甚至蔑视官府，不惜使用武力甚至牺牲个体生命来捍卫家园的雄强气魄等，构成了围寨文化的重要底色。

尤应指出的是，惠州乡村的围寨结构，是一种充满内敛、封闭、稳固、保守等文化内涵的建筑形式，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滋生小众情怀和拒外心理。高厚的门墙和窄小的窗孔，有利于本村本族的抱团固守，御敌于外，但也局限了围内居民观察和了解外界的视野，为他们与公众社会的人际交往和思想沟通造成障碍，形成事不外求，自我封闭，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等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曾经在清同治年间先后署理过潮阳、普宁、澄海诸县的江苏如皋人冒澄对此深有感触，称粤东潮惠地区“乡村聚族而居，烟户繁密，明末海盗纵横，民多筑围建堡以自卫，久而乡无不寨，高墙厚栅，处处皆然。”故当地“民情强悍，好勇斗狠，嗜利轻生。”甚至还发展到村落或族姓之间“强者凌弱，众者暴寡，而歃血拜盟之风，村村效仿”，到了凡事动辄诉诸武力的地步。

对统治者而言，围寨的利弊可谓因时而异。其利如前述，在海倭为患时期，它是国家海防的有益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围内村民的生命财产；而“其弊也，莠民藉以负固，敢于拒捕抗粮，官吏捕治为难，半由于此。”这时候，围寨又往往成为对抗官府的“土围子”。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群豪并起的特殊历史时期，围寨便成为地方武装势力抵御南下清军的军事堡垒。据方志记述，清军在由闽入粤的途中，便遭到海丰苏成、苏利等地方豪族的顽强抵抗，而碣石卫及甲子、捷胜、平海等卫所城寨，就是他们据险固守的军事城堡。故有论者认为，清初实行迁海，尽行拆毁沿海各乡的围寨（如黄埠炙贤寨和吉隆的汉塘围等被废为丘墟），把海丰、归善两县濒海地区变成无人区，这些行径，都与反清复明势力利用沿海这些军事化的“土围子”作为据点，武装对抗清军有着直接的关系。

（吴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