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10月16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彭玉平教授受邀来惠开讲东坡文化讲堂，以清代惠州诗人江逢辰的一句名诗拉开讲堂序幕。

彭玉平为广大东坡粉丝和网友带来“苏轼的惠州生活与精神世界”专题讲座，以苏轼的南下之行、苏轼在惠州的日常生活、思无邪与苏轼的精神世界三个维度展开讲述，将东坡文化讲堂变成了惠州版的“百家讲坛”，金句频出。

“苏轼与惠州是一场双向奔赴。”彭玉平抛出核心论断，黄州开始重塑苏轼，惠州造就伟大苏轼，儋州延续惠州苏轼。苏轼是中国文化巨人，因苏轼寓居，惠州文脉被深刻滋养，在中国文化版图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南下之行 苏轼不幸惠州幸

讲座伊始，彭玉平坦言自己是个资深东坡粉，关注苏东坡的时间很长，可以追溯至大学时代。1995年到中山大学任教后，他讲授宋代文学史，开始比较细致地学习苏轼、讲述苏轼的过程。近五年，他全面关注、系统研究苏轼，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录制播出22集《大写人生苏东坡》。

来惠州开讲东坡文化讲堂，他特别感慨，“惠州人对于苏轼的感情无处不在，而且很多人都在讲述苏轼的一些生平，一些故事，我对讲座怎么讲，就有了压力。”彭玉平结合文史资料、诗文作品，带领听众探寻苏轼与惠州的故事，在文学与哲思中寻找生活与生命的意义。

从宋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至十月，苏轼便开始了“定州-英州-惠州”的南下之行，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仕途一度升至顶峰的苏轼，被追贬至惠州这一“岭南瘴疠之地”。

彭玉平说，苏轼被贬惠州，从春风得意的巅峰瞬间坠入悲苦万端的深渊。也正是这种急速的坠落，促成了苏轼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

在彭玉平看来，苏轼刚正不阿的个性，是他在党争中易受折损的原因。“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苏轼《过大庾岭》中的诗句，表明他是带着浩然之气进入岭南。初到惠州时，苏轼在《到惠州谢表》中仍保有“但守不移之愚”的刚性。

历经人生沉浮后，苏轼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写到“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彭玉平说，从中原的秋风萧瑟来到岭南的明媚如春，惠州给他的第一感觉甚好，这里的风土人情，好像专门等待着他的到来。不久，苏轼写信给友人“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苏轼在惠州暂时安稳了下来。

不过，苏轼时刻关注着中原的动静，他起初还是幻想着能回到北方。当他意识到北归无望后，巨大的情感落差让他对人生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更透彻的审视。

彭玉平说，苏轼的不幸，却是惠州的大幸、岭南的大幸。所谓苦难出诗人，在漫长的贬谪之旅中，文学创作承托苏轼郁结之情。在惠州两年零八个月里，苏轼创作数百篇作品，才情、哲思滋养出不朽诗篇。“他对惠州有唱不尽的赞歌。”

●惠州生活

一个惠州老农的形象

讲座中，彭玉平引述黄庭坚诗“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并举例苏轼诗“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以此概述苏轼在惠州的日常生活。

彭玉平说，刚到惠州，苏轼就借友人王参军地种菜，不到半亩，有时喝高了酒，就到地面摘点菜，煮着吃来解酒。除了种菜，苏轼也种人参、地黄、枸杞等，本着药食同源的原则，慢慢开始了养生，酿造了桂酒、罗浮春酒、真一酒等，俨然一个惠州老农的形象。

彭玉平说，众所周知，在惠州，苏轼最喜食荔枝，留下数篇经典诗文。一等的水果，配一等的人，苏轼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苏轼并没有耽于个人口腹之欲，从“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林恣食的惬意，到“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生命本真的回归，再到“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悲悯苍生的情怀，在苏轼的笔下，荔枝形神兼备，兼写人生态度和生存哲学，甚至上升至家国情怀。

寓所方面，苏轼在合江楼、嘉祐寺两处反复迁徙，最后卜居白鹤峰，“规作终老计”，栽种果蔬，深挖水井，安顿生活。

彭玉平说，苏轼在惠州“囊中余赀”用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直至钱财散尽方觉“此身轻安矣”。苏轼致信友人说：“某以买地结茅，为终焉之计，独未甃墓尔，行亦当作。”惠州是唯一一个让苏轼建设新居养老并计划终老安葬之地，虽然没能如愿，但足见苏轼对惠州感情之深。

彭玉平说，面对困境是凡人都能遇到的事，而超越困境却是凡人难以做到的。苏轼的伟大和不凡，正要从这些地方细细体会。

●精神世界

追求人生本真和终极意义

精神的筑建，是苏轼在惠州生活的重要一环。彭玉平认为，苏轼在惠州的完整性，体现在他从一位官员、文人转变为一位生活家，更成为一位思想家。

彭玉平考究认为，苏轼以“思无邪”名斋，并非从拟建白鹤峰新居开始，而是在未抵惠州前就已经开始。“思无邪”是苏轼的一个精神信仰，一个不离左右的人生志趣。如早在元丰元年（1078），苏轼就因章质夫筑“思堂”而撰《思堂记》，苏轼以“无思”释“无邪”来概括和阐释自己的生存与生命哲学，把“思无邪”从《诗经》文本、孔子评价中抽离出来，融合儒释道三教，以追求人生的本真和终极意义。

彭玉平说，苏轼到惠州后，从嘉祐寺到合江楼，再到白鹤峰新居，苏轼均辟有思无邪斋。可以看出，苏轼在惠州三个年头，迁居不常，意其思无邪斋之名，随“寓”而安。“思无邪”从“心斋”变成实体书斋。

彭玉平还特别援引了苏轼《记游松风亭》写到的“松风亭悟道”的典故。当苏轼于登山途中感足力疲乏，却发觉亭子尚远时，良久忽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彭玉平解读道，这一顿悟标志着苏轼达到了“人生贵在自在”的境界——放下必须到达某一目标的执念，于当下、于此处便能安顿生命。这正是“完整的苏东坡”在精神上达到圆融的象征。

“苏轼的一生，很多时候处于身不由己之中，他既然无法选择其他，那他只有选择自己。选择自己，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自己。”彭玉平说道，“活着就是王道。其他的前途没有了，至少还有自己的生活，还有无尽的青山、明媚如春的自然。”

通过层层深入的论述，彭玉平完整地论证了为何是惠州这片土地，最终接纳并成就了大家所熟知的、乐观豁达、思想通透的“完整的苏东坡”。

在彭玉平看来，苏轼的精神在惠州得以最终完成，而惠州也因苏轼的寓居，其岭南文脉被深刻滋养，从此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讲座最后，彭玉平以自己所作诗歌向苏轼致敬：“平生万物作芳邻，从此湖山我主人。往事皆从心上过，周旋自在自由身。” （侯县军）

苏轼的精神在惠州得以最终完成，而惠州也因苏轼的寓居，其岭南文脉被深刻滋养，从此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苏轼给我们现代人最大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但是努力的同时要做好或成功或失败的准备。苏轼的伟大就在于他可以安然地享受成功，但是他更可以坦然地面对失败，安顿好自己，不断提升生命的质量。

——彭玉平

专访

精细保护利用东坡寓惠遗址

问：惠州有很多东坡遗迹，如苏东坡祠、西湖苏堤、朝云墓等等，它们都是东坡寓惠的见证、传承东坡文化的载体，应该如何加强保护利用？

彭玉平：没想到惠州还有这么多苏轼遗迹，他到过的地方，他住过的地方，这些都在。这是很好的文化遗产。惠州在弘扬东坡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恢复白鹤峰东坡新居（东坡祠），并建了东坡纪念馆。白鹤峰东坡新居的恢复重建，有历史依据，因为从北宋到元明清白鹤峰东坡新居的变化轨迹，有很多图留下来，对恢复重建起到参考作用。恢复白鹤峰东坡新居，就等于把苏轼精神稳定下来。此外，惠州重建合江楼，虽然不是原址重建，但它作为一种苏轼笔下的合江楼，是一种文化载体、文化记忆和文化烙印，将它作为一种纪念存在，我觉得也可以的。我还听说惠州正在修缮嘉祐寺，这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惠州在保护苏轼遗址方面做的工作挺多，挺让人感动。

我觉得有些事情确实还可以做得更精细一点。比如，苏轼从博罗泊头来惠州城的这条路，如果能够找到、梳理这条路，那就是走苏轼走过的路，与苏轼“相逢”。苏轼从泊头上罗浮山的路，也可以梳理出来，开发文旅路线，让游客去重走。苏轼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早就消失了，但是他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载体，他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这可以让人们去体验，去感悟。

苏轼在惠州完成最终人格精神

问：东坡文化是惠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今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城市品牌传播，讲好东坡寓惠故事”，请问惠州下一步应该如何讲好东坡寓惠故事？

彭玉平：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文化，有的时候会擦肩而过，有的时候会深度交融，相看两不厌，我觉得苏轼跟惠州就是属于相看两不厌的、深度交融的、一种文化巨人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关系。

苏轼在惠州的文学创作也可以进一步深挖，如他的交游、他的生活记录、他在惠州创作的几本书等等，都可以进行深入研究。我认为，苏轼不应该仅仅成为惠州人的苏轼，应该将苏轼与惠州的联动看作是中国文化版图中的特殊存在。其实也就是说，惠州促进了苏轼最终人格精神的完成，因为他在黄州还是个“半成品”，没有完全的成就，到惠州以后，惠州成为苏轼人格最终的完成之地，后来再贬儋州，只是一个延续。惠州在苏轼的生命中，具有特殊意义。当我们把苏轼与惠州的关系提升至这个层次的时候，苏轼跟惠州就不可分割了，讲到苏轼就必须讲惠州。所以我建议后续得好好挖掘苏轼在惠州的生活、创作、交流等，这些都值得学术界、文化界、媒体界等给予关注。

在惠州，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十分关注如何做好东坡文章，这是很好的现象。作为普通市民，也可以参与其中，应该全面了解苏轼在惠州的足迹和故事，最大可能地一一去苏轼到过的地方与苏轼展开精神对话，此外，熟知甚至背诵部分苏轼文学作品，做东坡文化的传播者。比如说到合江楼，市民能够背诵《寓居合江楼》，会说出苏轼寓居多长时间。老百姓的关心关注也是一股力量，他们将生活、城市与苏轼不同程度地融合起来，这种理想的状态，无疑有助于城市品牌、城市文化的推广传播。

苏轼精神对现代“生命教育”有裨益

问：您在刚才讲座中论述苏轼的精神世界时，将其提升至现代“生命教育”的高度，认为生命教育要比专业教育更重要。那么，苏轼在惠州的经历可以为人们提供哪些具体可行的生命教育的范式？

彭玉平：生命教育的范式第一个是永远不放弃生命，第二个是要不断提升生命的质量。苏轼被贬，其实就是在仕途上“卷”失败了，但一种失败不等于人生就失败了，一种失败可以带来另外一种成功。当政治前途断绝，苏轼选择了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与周边的世界，最终实现了“生命、生活的成功”，即“心里的安逸，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并对世界依然抱有热情”。苏轼对惠州这个地方，“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他感怀一切，感怀大自然的馈赠，感怀本地父老的厚待，不因他的政治身份来迎接他。他觉得这些都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美好，它的价值一点也不输政治上的风生水起或者平步青云。苏轼给我们现代人最大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但是努力的同时要做好或成功或失败的准备。苏轼的伟大就在于他可以安然地享受成功，但是他更可以坦然地面对失败，安顿好自己，不断提升生命的质量。

（侯县军）

人物简介

彭玉平 江苏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著有《唐宋词举要》《人间词话疏证》《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等，多次荣获教育部、广东省科研一等奖，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