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漫长的战争史中，决定胜负的往往不仅是前线将士的血肉之躯，更是大后方地层深处那些冰冷、坚硬的矿石。

钨（Wolfram），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第74位。对普通人而言，它也许只是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里那根细细的灯丝；但在地缘政治家和军工专家的眼中，它却素有“战争金属之王”的骇人头衔。因为具有极高的熔点和硬度，钨是制造穿甲弹、枪管、坦克装甲以及高速切削机床不可或缺的战略命脉。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二战阴云下，谁掌握了钨矿，谁就握住了战争的锋刃。当时，中国的钨砂藏量之富，冠甲天下。

长久以来，当我们翻开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画卷，提到钨矿，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世界钨都”赣南。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地处华南沿海的惠州，也曾是这盘世界级军事资源大棋局中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这里的群山深处不仅出产过足以影响国际局势的战略矿产，其漫长的海岸线与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更催生了一场波诡云谲、充满血腥与贪婪的走私暗战。

壹

1938年秋天的急电

当惠州沦陷触动大国神经

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条足以牵动国际钨砂市价、甚至影响抗战财政基本盘的敏感神经。

历史的张力，往往体现在几封发黄的秘密信函之中。

1938年10月12日凌晨，大亚湾海面大雾弥漫，侵华日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在海军第5舰队的掩护下突然强行登陆，华南抗战的惨烈序幕由此拉开。10月15日，拥有千年城墙的惠州城宣告沦陷。

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岭南的宁静，而在千里之外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这场战役引发的余波，却迅速波及到了国家的最高经济决策层。

10月23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向远在西南的中国早期著名地质学家、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发出了一封急函。在这封信中，这位掌控着战时中国经济命脉的财政大员，语气中透露出掩饰不住的焦虑：“据中央信托局电称，华南局势改变，矿产来源短少，将来势必涨价，并据调査所得，粤东惠州附近有大钨矿。”

孔祥熙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他敏锐地预判，日军占领广东惠州后，对惠州钨矿“势必积极开采，抛售世界，钨砂市价恐有低落之虞”。在当时，国民政府正极度依赖统购统销特种矿产（尤其是钨）出口欧美，以换取宝贵的外汇和军事援助。一旦日军掌控了惠州的“大钨矿”并恶意向国际市场倾销，中国政府的抗战财政生命线必将遭受重创。

仅仅四天后，10月27日，作为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灏作出复函。他以科学的数据安抚了孔祥熙的恐慌：“广东全省每年钨产量约为2000吨左右，惠州一带当非该省产钨最富之区，短时期内国际市价当不致受其影响。”

从孔祥熙与翁文灏的这番高层通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剥离出一个历史真相：在民国时期的国家战略版图上，惠州地域的钨矿储藏量虽然不是全省第一，但它已经引起了最高当局的密切关注。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条足以牵动国际钨砂市价、甚至影响抗战财政基本盘的敏感神经。

贰

唤醒深山

从“废石”到黑金的拓荒史

李彦彬的成果，不仅带动了惠阳地方经济的一时繁荣，也标志着惠州钨矿正式卷入了全球化的资本与资源大循环之中。

那么，惠州的钨矿究竟隐藏在何处？又是谁，最先唤醒了这些沉睡在群山中的“黑金”？民国时期勘测的惠州地域钨矿，主要集中在惠阳、河源、紫金等县。其中，光是惠阳县境内的钨矿就有十余处之多，而惠阳县的钨矿，又以惠东多祝一带最为富饶。地方志乘中常有“万山重叠中，并饶钨矿、铁矿之利”的赞叹。尽管中国的钨矿储量独步全球，但中国对钨的认知却相对较晚。迟至清朝光绪末年，德国传教士在江西南部大余县的山区发现了这种黑色矿石的价值，中国才有了第一次关于钨矿的近代记录。而在惠州，特别是惠东境内发现钨矿，则要追溯到1918年。

那是一个属于探险者与淘金者的狂飙突进的年代。当时，在安墩的石珠嶂、粮米嶂，新庵的伯公坑，宝口的白石㟍，以及大洲的观音山等荒山野岭，钨矿苗被陆续发现并迎来了第一批挥舞着铁镐的开采者。

1920年12月10日，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刊发了一则极具史料价值的报道，证实了这一发现：“钨矿在欧洲产量不丰，我国湖南之宜章、广东之惠阳，均曾发现矿苗极丰之钨数处，奈国内需要极少，故未开采。”这则报道点明了一个尴尬的现实：由于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其落后，连造一杆好枪都困难，遑论需要先进冶炼技术的钨合金？因此，国内市场对钨的需求几乎为零。早期的惠州钨矿开采，完全是一种被外部世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需求所驱动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在这个草创期，开采活动并不具有国营性质，而是纯粹的私人开采。乡民们用最原始的土法挖掘，然后肩挑背扛，将矿石卖给在粤境定点收购的外国洋行。

在这群逐利的先驱者中，有一个名字注定要被载入惠州近代工业史册——李彦彬。

李彦彬，原籍惠阳县良安乡（今属惠阳区）。清朝末年，国势倾颓，民生凋敝。年轻的李彦彬不甘心困守乡里，“慕邑人多向南洋开矿发达，乃束装遄赴马来半岛荷印各处实地考察开矿技术”。在那个下南洋的浪潮中，许多惠州人靠着种植橡胶或开采锡矿发家致富，李彦彬则敏锐地将目光锁定在了矿业技术上。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欧洲战场变成了巨大的绞肉机，交战国对制造军火的钨矿需求量呈几何级数暴涨，国际钨价如火箭般蹿升。远在南洋的李彦彬获悉家乡惠阳发现了多处钨矿，深知天赐良机已到，乃兼程返国。

他带回来的，不仅是见识，更是先进的生产力。他“仿照南洋之法开采之”，将近代化的矿业管理与开采技术引入惠州深山。凭借这股东风，李彦彬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遂成一代矿业巨子。他的成功，不仅带动了惠阳地方经济的一时繁荣，也标志着惠州钨矿正式卷入了全球化的资本与资源大循环之中。

叁

权力下场

自由放任到国家统治

在这份报告中，张云裁点出了惠州的显赫地位：“惠州是东江出口总枢，各处矿场，产钨甚丰，每月由惠出口三十余万担。”

这些被官方圈定的矿场，在那个没有现代公路网的年代，其物流路线显得极为原始而壮观：成百上千的挑夫，沿着崎岖的山道，将沉重的黑矿石由陆路一步步运至多祝。多祝作为西枝江中游的重镇，在此刻扮演了水陆中转枢纽的角色。随后，矿石被装上木船，顺着西枝江的波涛汇入东江干流，最终日夜兼程运至广州，等待装上远洋货轮，驶向未知的战火之地。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这棵“摇钱树”，广东省建设厅在全省特设了4名级别极高的矿务专员，分别是潮梅矿务专员、惠州矿务专员、北江矿务专员和西江矿务专员，以对全省各县的矿区进行垂直管辖。

惠州矿务专员的权力之大、辖区之广，令人咋舌。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惠阳、博罗，更涵盖了河源、紫金、海丰、陆丰、新丰、连平、和平、龙川、宝安、龙门、东莞、增城等14个县，几乎囊括了整个东江流域及部分沿海地区。1935年11月9日，时任惠州矿务专员张云裁向上级提交了一份题为《惠州矿务专员办事处办理情形报告》的公文。在这份报告中，张云裁点出了惠州的显赫地位：“惠州是东江出口总枢，各处矿场，产钨甚丰，每月由惠出口三十余万担。”

三十万担，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它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正从惠州流出。然而，财富的光芒背后，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黑洞。巨大的产量，附带的必然是严重的走私行为。作为最高管理者的张云裁在报告中大吐苦水、坦言困境：“现只有惠州一办事处，虽竭力兼顾，难免有鞭长莫及之虞。”

肆

乱世黑金

打不破的走私网络与军阀的贪婪

梳理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个军阀割据、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但凡掌管地方大权的军政要员，几乎都沾染过钨砂走私的污泥。

张云裁所谓的“鞭长莫及”，绝非推卸责任的托词。“七七事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后，国际形势波诡云谲。

国民政府为了筹措抗战经费，宣布将钨、锑、锡、汞、铋、钼等6种矿石列为“特种矿产品”，实施比战前更为严格、近乎严酷的统治。政府要用这些“特矿”统一出口，去换取英、美、苏等同盟国的外汇和枪炮；同时，更要严防死守这些战略物资流入敌对国家（尤其是日本）之手。

在所有的“特矿”中，钨的地位最为尊崇。它是直接用于制造枪炮、装甲的原料，军用价值最大，国外武库的需求也最为殷切，导致黑市价格长期居高不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如果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于是，在暴利的驱使下，“特矿之走私外流者，以钨为最，其情形在粤省特较严重”。

而惠州，特别是惠东，简直是走私犯的天堂。这里不仅有崇山峻岭掩护，更致命的是它濒临南海，拥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且距离“自由港”香港仅咫尺之遥。独特的地理形势，使得惠东的钨矿走私犹如决堤之水。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条从惠阳偷运钨砂往香港的地下通道便已成熟运作。这绝不是零星的散兵游勇，其载运、出口及在香港的接收，均有财力雄厚的不法商人和帮会组织专门负责接应，整个过程显示出高度组织化、武装化的特点。

为了挽救流失的国储，1935年4月，广东省政府祭出重拳，将钨矿专营权直接拨归手握重兵的“第一集团军军垦处”办理，试图用枪杆子来压制走私。

历史充满了巧合。当时担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军垦处处长的翁式亮，正是惠东人。这位土生土长的将领，对家乡的山川地貌和钨矿走私的猫腻可谓了如指掌。翁式亮走马上任后，雷厉风行，展开了数月调查，随后排兵布阵：在惠州设立钨矿收运所，专门负责卡断钨矿私运的咽喉。不仅如此，他还在东江上游的连平县桂乐墟、和平县的岑岗、海丰县的汕尾设立三个分所。其中汕尾的战略意图尤为明显，就是为了紧紧盯死从惠阳出海前往香港的水路。

然而，翁式亮的军事化缉私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奇效。原因很简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钨矿收运所的权限受阻，往往只能在钨砂从陆运转为水运的关键节点才能征收到税项，而走私分子早已开发出无数条隐秘的山间小路和海上夜航线。每个月，依然有成百上千吨的钨砂在月黑风高之夜被悄然运抵香港。

据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学者蔡谦在广东实地调查和统计的数据：抗战爆发前三年（1935—1937），仅仅这三年间，就有9万多担（约合7000吨）钨砂走私到国外。7000吨高纯度钨砂，足以打造出一支能毁灭几个城市的装甲集群！

更令人悲哀的是，破坏国家法度的，往往正是那些手握重权的“肉食者”。

梳理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个军阀割据、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但凡掌管地方大权的军政要员，几乎都沾染过钨砂走私的污泥。从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到接任的余汉谋等封疆大吏，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开支和个人穷奢极欲的生活，均不惜动用军队组织大规模的钨砂走私，公然抗拒中央政府的海关出口税。这种“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风气，放在惠州更是触目惊心。早在1917年，当后来的一代枭雄陈炯明在汕头成立援闽粤军司令部时，由于军饷告急，便直接派兵在惠东鸡笼山圈地开采钨矿，以矿税充当军饷。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1939年，国难当头，时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香翰屏，竟然也干起了私贩钨砂筹饷的勾当。据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回忆，香翰屏曾屡次拉拢其合伙走私牟取暴利。深明大义的曾生不仅断然拒绝，其部队在执行任务时，还毫不留情地查获了香翰屏部属私贩的一百担钨砂，令对方狼狈不堪。

如果说这些人在战争时期通过私营钨矿尚有筹集军饷的借口，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年盘踞惠东“三平”的地方军阀蔡腾辉，其行径就是纯粹的疯狂敛财了。1935年5月，陈济棠派出大军铲除蔡腾辉残余势力时查出，蔡腾辉曾在黄埠一带利用强权低价掠夺了数百包高品质钨矿，并秘密埋藏在沿海地下暗室（地笼）中。办案人员在盐洲附近海滨掘开了一个十余丈的地笼，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170余包黑黝黝的钨矿（每包重约30斤），皆是这位土军阀从百姓身上榨取的膏血。

伍

资敌的罪愆

当中国锋刃被铸成侵华炮弹

这些惠州山里挖出的战略资源，被送进大阪、神户兵工厂锻造，变成了穿甲弹弹头与日军坦克装甲。

如果说内部贪腐尚属国家肌肤之疾，在民族存亡关头，惠州钨砂大量外流便是刺入中华民族心脏的剧毒匕首。

大量钨砂经年累月流失，根据战后解密的史料，难以计数的私售钨矿最终都流向了一个令中国人心碎的目的地——日本。这些惠州山里挖出的战略资源，被送进大阪、神户兵工厂锻造，变成了穿甲弹弹头与日军坦克装甲。这无疑是在用中国人的资源，淬炼杀戮中国人的屠刀。

抗战爆发前夕的日本极度缺乏钨矿，国民政府严禁对日出口。然而日本特务机构与洋行抛出重金，利诱中国国内的奸商私枭将私钨偷运至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日本商社再在香港大肆高价收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暗中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令人不寒而栗：“几全数悉为日人所收，故走私即以资敌，事实上殆无二致。”更无耻的戏码，发生在日军彻底践踏惠州之后。日寇占领后大肆推行“以战养战”。1941年10月，侵华日军扶植孙绳武出任伪惠阳县长。他利用淡水、澳头一带的交通便利，设立数个运输公司专门替日寇明码标价收购私钨。为了确保钨砂出海，孙绳武甚至与海盗势力沆瀣一气暗中押船。

更为诡异的是，日寇海军派出的浅水炮舰常年在虎头门海面游弋，表面杀气腾腾，一旦遇到载有钨矿的走私货船经过，不仅不予拦截反而暗中护航。显然，日本军方欲盖弥彰，只为包揽中国私钨。

1941年2月6日，爱国学者许地山在日记里写下刺眼的注脚：“今日报载惠州失守，又得消息说有个杨将军很熟悉东江情形，愿为（日寇）作向导，兼为之买办钨矿……据说是陈炯明旧部。”这位神秘且沦为败类的“杨将军”究竟是谁尚待考证，但抗战期间惠州钨矿在汉奸运作下大量流入敌手，已如铁证般无法抹杀。

陆

腐朽的账簿

抗战胜利后的溃败暗影

乱世之中，走私团伙武装到牙齿，与政府缉私队火拼流血是家常便饭。

1945年抗战胜利。然而赶走日本侵略者后，惠州钨矿乱象并未终结，反而暴露出国民党政权更深层的制度性腐败。

乱世之中，走私团伙武装到牙齿，与政府缉私队火拼流血是家常便饭。巨大利益迅速腐蚀官僚系统，走私商贩千方百计贿赂军警。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将领不仅放弃守土之责，更沦为保护伞和股东。

仅以1947年9月破获的震动朝野的“东江一带钨砂走私大案”为例。核心案犯梁永元的供词揭开了三大系统：一是政府官员直接操盘的“官匪勾结帮”；二是披着合法企业外衣的大资本财阀；三是拥有黑道江湖势力的“杂散走私帮”。

办案人员在梁永元贴身衣物中搜出了一本秘密账簿，上面记载了走私巨头“大陆公司”竟直接将两千元港币巨款，贿赂给了肩负国家矿产统制重任的高官——一特矿管理处广州办事处主任应克洲。缉私总长沦为走私内鬼，无疑是对国民政府法统的绝妙讽刺。

结语

当我们拂去历史尘埃重新审视这段沉重的惠州矿业史，不禁发出一声叹息。

惠州大地上蕴藏的这些足以影响世界版图的丰富钨砂矿藏，在国家积贫积弱、制度崩坏的年代，非但没有成为支撑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石，反而因为疯狂的劫掠走私带来了无尽流血、腐败与动荡。

这场围绕“黑金”展开的残酷角逐中，不法商人牟取暴利、军阀官僚中饱私囊，少数人甘当汉奸将战略物资拱手送给侵略者。这幅乱世图景，是一个旧时代病入膏肓、走向灭亡的深刻缩影。在那个漫长的黑夜里，真正支撑起民族脊梁的，不是地下冰冷的矿石，而是那些在东江两岸浴血奋战、拒绝与黑暗同流合污的抗日军民。（严艺超）

作者

严艺超

惠州日报社编委，惠州市文化顾问，惠州市文化智库专家顾问委员，惠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主编说

邓北黔

本文以“战争金属”钨为棱镜，穿透地方史与全球地缘博弈，钩沉惠州在二战地缘棋局中的隐秘角色。文章既有地缘政治的经济史视野，又饱含对乱世苍生与民族命运的悲悯，是一部微观透视宏观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