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你驱车行驶在惠东大亚湾畔的沿海公路上，看着范和港里静谧停泊的渔船和远处林立的现代石化厂区，你很难将这片蔚蓝色的海湾与“航空母舰”“无差别轰炸”以及“国际惨案”这些刺眼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但在近一百年前的西方航海界，这片海域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英文名字——Bias Bay（湃亚士湾）。在伦敦《泰晤士报》的版面上，这里是“海盗之国”的大本营；而在中国近现代屈辱的外交史册里，这里曾燃起过两场由大英帝国正规海军点燃的熊熊烈火。

1927年，驻港英军以打击海盗为名，史无前例地动用航空母舰与重巡洋舰，对惠东稔山沿海村落进行了两次残酷的越境扫荡，史称“稔山惨案”。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翻阅当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抗议照会、惠阳县长的绝密呈文以及当时的报纸号外，一幅交织着强权政治、地方动荡与宣传迷雾的民国海疆图景，赫然浮现在眼前。

壹

权力的真空与“海盗温床”的崛起

要把稔山惨案的历史逻辑理顺，我们必须先将目光拉回到1920年代中后期的惠东大地。

那是一个军阀倾轧、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曾经长期控制西枝江流域的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后，滇桂联军蹂躏东江，国民革命军两度东征，双方在惠州一带反复拉锯，战火将这片土地摧残得民不聊生。更为致命的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惠东、海丰、陆丰等地迅速成为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游击战场。

整个1920年代末的惠东，陷入了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共产党的武装、陈炯明的残部、各据山头的土匪武装犬牙交错，而广州国民政府对这里的控制力极其薄弱。

正是这种陆地上的权力真空，催生了海洋上的罪恶。

清末兴起的大亚湾海盗，非但没有在民国敛迹，反而借着乱世迎来了“黄金时代”。他们以稔山、范和等地为据点，将目光盯上了毗邻的香港以及往来中国沿海各港口的国际商船。据后来（1936年）湃亚士湾警备处主任陈慎荣的统计，自1921年起，沿岸发生的海盗案件多达58宗。

这种肆无忌惮的劫掠，终于触怒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

1926年11月，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所属的“新宁轮”，在从厦门开往香港途中，遭到伪装成乘客的海盗劫持，企图驶入大亚湾。虽然船员奋力抵抗（击毙海盗11人，捕获20余人），海盗最终只能纵火烧船逃离，但此役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英国伦敦《泰晤士报》于11月19日发文，言辞激烈地指责中国是“海盗之国”，痛斥广州当局“不思处理，也不愿与英国海军合作”。

面对英国政府的屡次抗议，广州方面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但在1925年“五卅惨案”及随后的省港大罢工后，中英关系早已降至冰点。双方在海盗问题上的合作，成了一个触不可及的泡影。

1927年1月27日，英国商船“双美轮”从新加坡赴港途中再次被劫至大亚湾。此时，强硬的香港总督已经失去耐心，图谋直接动用驻港海军进剿大亚湾。但英国外交部仍希望通过外交施压。

在这场外交角力中，国民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李济深在广州与英方交涉时，反唇相讥，指责香港才是海盗真正的销赃窝藏地；外交部长陈友仁更是毫不客气地驳斥了英军的武力计划，指出派兵攻击海盗据点“毫无用处，只会激怒海盗报复”。陈友仁建议英国人，如果真想反海盗，不如派炮舰堵住大亚湾入口，同时在香港港口做好登船安检，因为“海盗组织多半是在登船的港口筹划密谋，而不是在大亚湾的聚落”。

中方的强硬驳斥，让港英当局陷入了两难的窘境。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个月后，一根被彻底点燃的导火索，将大亚湾炸成了一片火海。

贰

越过红线：“合生轮”与英国舰队的怒火

根据当时香港英文报纸《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以及《伦敦新闻画报》的报道，英国驻港海军总共调派了5艘军舰参与此次突袭。这绝非普通的缉私巡逻，这是一支配备了航空母舰（载有15架舰载机）、重巡洋舰、轻巡洋舰及扫雷舰的现代化特遣舰队！

用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来对付连火炮都没有的中国沿海渔村，这种杀鸡用牛刀的做法，不仅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傲慢，更显示了英军意图彻底摧毁海盗心理防线的狠毒。

除了庞大的舰队，英军还动用了约300名士兵负责登陆作战。他们分乘17艘小艇，在舰炮和4架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龟洲、蟹洲、海洲等村落挺进。为了精确传达恐吓信息，随同英军登岸的，还有香港警司胡乐甫、华探帮办朱香以及多名通晓客家话和鹤佬话的华籍警探、通事。

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无差别惩罚”。

当英兵踏上海滩，他们首先让通事劝谕各户村民速速离村。待村民惊恐万状地逃向稔山墟和范和岗后，骇人听闻的焚烧开始了。

英兵先是用茅草，继而使用炸药，对空无一人的村落进行挨家挨户的爆破和焚烧。据《香港工商日报》记载，最先起火的是蟹洲，接着是海洲，最后是龟洲。顷刻间，大亚湾畔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整个村落除了几间庙堂外，几乎全数化为灰烬。海面上，停泊的渔拖、大眼鸡船等27艘大小船只，也被英兵一律付之一炬。

在撤离前，狂妄的英军甚至在废墟上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大英政府示：此次科罚该村，乃因该处邻近居民迭次劫掠英国商船之故，嗣后如该处邻近居民再有劫船只事情，当必亦照惩罚。”

1927年3月20日，就在陈友仁强硬回复英国人的第二天，大亚湾海盗再次作案。

这一次，遭到洗劫的是英国老牌洋行怡和轮船公司的“合生轮”。海盗不仅抢光了财物，将轮船劫持至大亚湾由舢板接应登岸，更犯下了一个触及英国人底线的严重错误——他们掳走了5名英国男女（三男两女）作为人质。

大英帝国的臣民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中国海盗绑架到了岸上，这对于迷信“炮舰外交”的港英当局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奇耻大辱。忍无可忍的香港总督彻底抛弃了英国外交部的“观望”指令，于3月22日正式下达了越境进攻大亚湾的军事命令。

3月23日清晨，大亚湾的薄雾还未散去，一场堪称降维打击的军事行动降临在了稔山镇的沿海村落。

叁

数据迷雾：被放大的死亡与真实的血泪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那些失去家园的数百户大亚湾渔民来说，即便没有死于枪弹，那种眼看世代栖居的家园化为焦土的绝望（导致多名村妇撞石、自缢），其惨痛程度，绝不亚于一场大屠杀。

在查明真相后，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正式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抗议书直指英国的痛处：“纵火焚烧民居船只，更属残暴之举。至藉剿匪惩罚良民，以为报复，尤为近代法律观念之所不容。”并严正声明保留索偿之权。7月29日，继任外交部长伍朝枢再次照会英方，重申海盗的大本营在香港，进攻大亚湾根本是本末倒置。

然而，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这些字字泣血的外交照会，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犹如一张张废纸。港英政府早已达成内部共识：一旦再发生海盗案，随时准备发动第二次越境打击。

英军的野蛮行径，瞬间点燃了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怒火。然而，在这场愤怒的声浪中，关于伤亡人数的报道，却出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数据迷雾”。

惨案发生后，广州国民政府迅速将其转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政治动员。总政治部留守主任孙炳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此“唤起全国民众对付香港英帝国主义”。

3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刊发了题为《香港英帝国主义水兵及飞机在惠阳属稔山地方大施屠杀》的重磅报道，并在副标题中赫然写道：“焚杀村户二千余家，死亡千余人，尸横遍野，流离失所，目不忍睹。”

同日，惠州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援助稔山惨案大会，在发出的通电中，再次强化了这幅惨绝人寰的图景：“炮舰施放开花大炮……死伤无数……村民呼天莫救，喊地莫闻，只得任英帝国主义如宰如屠。”

“死亡千余人，焚房两千家”，这两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迅速在国内传播，将英军的形象定格为了嗜血的恶魔。

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冷静的核查之中。

就在惨案发生后的3月25日，当时著名的“中华通讯社”曾发布过一则简短而关键的电文辟谣：“我华人实死亡十余人，伤数未确，前电误为千余人。”然而，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政治氛围下，这个理性的声音被迅速淹没。连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在3月29日的报道中也只强调“粤人因英兵焚毁良民村庄大为愤恨”，并未盲目跟风渲染“千人被屠杀”。

那么，真实的损失究竟是多少？

直到4月2日，随着时任惠阳县长罗俊派遣专员实地详查后出具的绝密调查呈文被公布，历史的真实面貌才浮出水面。

在这份名为《惠阳县长呈报该案详情》的文件中，罗俊县长没有使用任何煽情夸张的辞藻，而是给出了冰冷却确凿的统计：

1.关于焚房：龟洲六十余户尽化灰烬；后洲（鲘洲）四十余户被毁；海洲四十余户房屋百余间被焚去四五十间。总计三洲合共被焚房屋五百余间（并非两千余家）。

2.关于伤亡：一名名叫洪林氏的村妇被电油活活烧死。此外，“各乡既被焚毁，难民之无家可归者触目皆是，当时龟洲乡有愤激自缢者数人，又有乡妇二人撞石自尽，惨不忍睹”（真实死亡人数在十余人左右，且多为绝望自尽，并非英军机枪扫射造成“死亡千余人”）。

3.关于人质：英军在焚村过程中，成功救出了此前被海盗掳去的2名英国女子。

作为历史的研究者，我们当然要严厉谴责英军侵犯中国主权、动用航母大炮轰击平民村落的帝国主义暴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懂当时的“政治逻辑”——处于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急需利用此事件激发全民族的“反帝热潮”，因此在初期的文宣中，对伤亡数据进行了夸大。

肆

第二次浩劫,日升轮与被迫带路的村耆

英国人的傲慢与迷信武力，很快就遭到了现实的打脸。大亚湾的海盗并没有因为房子被烧就被吓破胆。

就在第一次稔山惨案发生仅五个月后，1927年8月30日，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日升号”轮船，在从汕头开往上海的途中，遭到18名伪装成乘客的海盗劫持。海盗洗劫一空后，再次轻车熟路地将船劫往大亚湾，并掳走7名华人乘客作为“肉票”登岸。

这个响亮的耳光彻底激怒了英国海军。9月1日凌晨，比上一次规模更大的报复行动展开了。

这一次，英国海军依旧派遣了5艘军舰，但航空母舰增加到了两艘！参与登陆作战的陆战队士兵也增加到了500名。他们的目标直指稔山的范和港和长排村。

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极其苦涩的一幕。

经历了3月份那场无妄之灾的稔山百姓，对英国人的“无差别焚村”充满了深深的恐惧。据1927年9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报道，当这群武装到牙齿的英国士兵杀气腾腾地登陆海洲和范和港时，为了保全村落免遭全面火海，那些手无寸铁的村耆（村中老人）不得不做出了一个痛苦的抉择——主动站出来给英国人“带路”。

“村耆出见海军，力言海贼不在该村，并愿指示贼党匿迹之所。”

在长排村，当英军已经开始纵火焚屋时，“随有村耆数名，出晤军警，愿指示海贼寓所”；在范和港，村耆们也“允指示日升轮劫案有关之著名贼屋”。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由于国家武力孱弱，导致本国平民不得不在外国军队的枪口下乞求生存甚至配合外军行动的场景，无疑是民族尊严扫地、丧权辱国的极致体现。英国海军在一年之内，对中国同一个镇的沿海村落进行两次航母级别的军事打击，这在广东乃至中国近代海防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伍

炮舰政策的破产与中国海疆的自救

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这两场给中国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稔山惨案”，最终也被证明是港英政府的一次彻底的战略失败。

正如时任外交部长伍朝枢所预言的那样，军事打击并不能压制大亚湾海盗。在英军的强烈震慑下，海盗们不过是改变了策略。进入1928年，大亚湾水域的劫案依然此起彼伏：5月27日的“德安轮”、9月26日的“安京轮”、12月8日的“海澄轮”相继遭劫。海盗们甚至变得更加狡猾，他们将登岸地点转移到了东面的红海湾，或铤而走险去大鹏湾作案。

面对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窘境，连傲慢的香港总督金文泰也不得不在1928年5月7日极不情愿地承认：“现阶段对大亚湾进行报复行动，并无任何有效的作用。”

解铃还须系铃人。大亚湾的海盗问题，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1928年，随着国内局势的相对稳定，粤英关系出现缓和。主政广州的李济深两度向金文泰表达了彻底解决海盗问题的决心。这一次，中国军队动了真格。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正式接手大亚湾防务。这位将领没有盲目出兵，而是亲自对大亚湾进行了详尽的摸底调查。他敏锐地指出：“驻扎军队，以澳头为最适合。”他不仅在天后庙附近设立了海军煤场，更建立了一座无线电台，切断了海盗的通讯优势。

陈策深知海盗的流窜性，他主动联系时任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杨树庄，请求在闽粤边界进行协同“兜截”。杨树庄爽快应允，“派舰协剿”。

在中国海军的拉网式打击和科学布防下，那群曾经连英国航空母舰都不怕的大亚湾海盗，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克星。在陈策主政期间，大亚湾的匪患得到了空前的压制（据陈慎荣统计，1929年大亚湾海域的发案率几乎降至零）。直到1930年陈策移驻海南琼州，防务松懈，海盗才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

结语

当我们合上这些泛黄的民国史料档案，1927年大亚湾上空那四架飞机的轰鸣声似乎仍隐隐在耳。

“稔山惨案”不应仅仅被视为一段地方志里的奇闻轶事，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横截面。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当一个国家陷入内战与分裂、丧失对基层海疆的控制力时，不仅会滋生内部的匪患，更会引来外部列强的践踏。

在那几百间化为灰烬的茅舍里，在那几位愤而撞石自尽的渔妇身上，凝结的是一个弱国平民在列强炮舰政策下的无尽哀血。而这段历史也用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证明：任何试图依靠外国炮舰来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幻想，最终带来的只有国权的丧失与生灵的涂炭。

唯有国家统一，海权自立，大亚湾的波涛，才能真正迎来长久的平静。（作者：严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