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富不算富。”叶叔告诉我，“我们村这么好一块地方，这么适合种花，大家都种起来，才能成规模，成气候。”

罗村的花，不是一夜之间开遍田间地头的，每一片花瓣的舒展，都需要阳光、雨露、时间，更需要一双懂得等待的手。

叶叔的手，就是这样一双手。

我去采访叶叔时，他正蹲在花圃里，左手轻轻托着一株百合的花苞，右手用小剪刀修剪多余的叶片。

“我从小就喜欢花。”他说这话时，眼睛仍不离手中的花，目光却变得柔软，“别的小孩去田里捉泥鳅、摸田螺，我就蹲在田埂上看野花。婆婆丁（蒲公英）开小黄花，酢浆草开粉花，就连狗尾巴草，抽穗的时候也毛茸茸的，好看。”

在那个粮食紧缺的年代，喜欢花是一种“奢侈”。叶叔七岁那年，从山上挖回一株野兰花，种在破瓦盆里，每天从水缸里舀出半碗水浇它。父亲看见了，一脚踢翻了瓦盆：“人都吃不饱，你还弄这些不当吃不当喝的！”

瓦盆碎了，兰花折了。年少的叶叔蹲在地上，一片片拾起破碎的瓦片，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母亲悄悄走过来，对叶叔说：“等以后有自家的地了，想种多少就种多少。”

“等以后”——这句话，叶叔等了二十多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博罗县招商引资，长宁镇为罗村村引进了第一家花卉种植企业。

消息传来时，叶叔正在田里插秧。他直起腰，手里的秧苗滴着水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花卉种植？”他喃喃重复着这四个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一天晚上，叶叔和妻子坐在院子里。天上的月亮，很圆。

“我想试试。”叶叔说。

“试什么？”妻子问。

“种花。跟着公司种。”叶叔回答。

妻子沉默了许久，问：“要投多少钱？”

“我问了，可以先种剑兰。种球便宜，一个六七毛。先种两亩试试。”叶叔的声音里有压不住的兴奋，“公司包技术指导，还包销售。”

“钱呢？”妻子轻声问道。

“我算过了，把猪卖了，再跟三哥借点，能凑两千。”叶叔缓缓说道。

又是长久的沉默。远处传来蛙鸣，一声接一声。

“那就试试吧。”妻子终于开口，“大不了，明年再多养两头猪。”

叶叔一把抓住了妻子的手。

第一年种剑兰，叶叔瘦了十斤。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蹲在田垄间，一株株查看。剑兰喜光怕涝，他就挖排水沟；容易倒伏，他就一根根绑支架。他的手常常受伤，汗水浸进去，一阵刺痛。但他看着那些剑兰一天天长高，抽出花剑，绽开第一朵花——紫红色的，像一个小小的喇叭，在晨风中轻轻颤动。他想，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剑兰收成不错。两亩地，净赚了一千多块。叶叔把钱递给妻子时，嘿嘿直笑。妻子数了一遍，手指蘸点口水又数一遍，抬头时眼圈红了：“明年，多种点？”

第二年，叶叔扩种到五亩。第三年，他开始尝试种百合。

日子眼看就要越来越好了，却在一个台风夜遭遇突变。

那夜，叶叔被风声惊醒。那不是普通的风，是咆哮的、嘶吼的风。雨砸在瓦片上，声音密集得让人心慌。

叶叔跳下床，抓起手电就往外冲。妻子在后面喊：“穿上雨衣！”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

叶叔冲进花棚，用肩膀顶住一根摇摇欲坠的支柱。雨水打得他睁不开眼。他听见竹子断裂的咔嚓声，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一根断裂的棚柱砸在他的腰上，他踉跄倒地，左脚踩进泥水，剧痛传来。

是碎玻璃。不知哪来的碎玻璃，深深扎进叶叔的脚掌。

妻子撑着雨伞找来时，看见叶叔坐在泥水里，怀里抱着一把折断的百合，脸上满是雨水和泪水。脚边的泥水被血染红了一片，又迅速被雨水冲淡。

她慌忙把他扶起来，回到家，烧热水，清洗伤口，上药，包扎。整个过程，两个人都沉默着。

包扎完，妻子端来一碗姜汤。叶叔接过，手还在抖，碗里的汤晃出来，烫红了手背。

“花……”他张了张嘴，声音哑得厉害。

“花没了，明年再种。”妻子在他身边坐下，握住他冰凉的手，“人没事就好。”

“可是……”

“没什么可是。”妻子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们从两千块钱起家的时候，有什么？不照样过来了？”

叶叔抬起头，看着妻子。灯光下，她的头发被雨淋湿了，贴在额头上，脸上还沾着泥点。可她的眼睛那么亮，像暴风雨夜里的一盏灯。

“对。”叶叔深吸一口气，把姜汤一饮而尽，“大不了明年重新来过！”

那场台风，毁掉了叶叔七成的花，损失数万元。但他第二年又重振旗鼓——改良花棚结构，使用更柔韧的软管支架；调整种植时间，错开台风高发期；学会用保险来分担风险。

叶叔现在不仅自己种花，还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种。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怎么选种球，怎么配基质，怎么控制温湿度，怎么防治病虫害。有人资金不够，他就帮忙担保贷款；有人销路不畅，他就帮着介绍客户。

“一个人富不算富。”叶叔告诉我，“我们村这么好一块地方，这么适合种花，大家都种起来，才能成规模，成气候。”

他望向远处的花田。夕阳西下，那些花朵像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有蝴蝶在花间飞舞，翅膀一闪一闪，像花朵眨动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