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生死救捞——赵喜昌的义举》，去年底由孔学堂书局出版发行，引发广泛关注。该书不仅荣获今古传奇杂志社第十二届优秀图书一等奖，还入选2024-2025年广东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双年推荐榜。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作品的诞生，耗费了作者整整十年光阴。在这十年间，作者经历了病痛考验，却始终未曾放下手中的笔。

这部作品，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对此，惠州日报记者专访了江雨。

为何耗费十年去写一个人？

记者：从2012年首次接触赵喜昌，到2025年《生死救捞》正式出版，您用了整整十年。有人问，赵喜昌的“高光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为何还要耗费如此漫长的时间去书写他？

江雨：确实有人这样问过我。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他至今仍坚守在救捞一线。他身上那束精神之光从未熄灭，并且仍在真切地照耀着我，指引着我的笔与我的路。

从2012年同事逯延勐和我在《东江时报》首次发掘报道赵喜昌，到2015年我正式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再到2025年作品诞生，期间，我曾数度犹豫，几乎放弃，却从未停止对他的关注、追踪与构思。即便后来我经历了肾衰竭的折磨、血液透析的艰辛、换肾手术的巨大考验，以及术后“严禁熬夜”的严厉警告，也未能让我真正停下手中的笔。

在这个过程中，赵喜昌的精神暗中为我赋能。他脊椎受伤落下五级伤残，脚掌曾遭车轮碾压致重残，却日复一日地投身志愿救捞。这束从苦难与奉献中透出的“微光”，照亮了我一度黯淡的前行之路。

多年穷追不舍用真诚叩开赵喜昌心扉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赵喜昌起初并不愿意被报道。您和同事们是如何打动他的？

江雨：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2008年赵喜昌成立惠州市志愿者救捞队时，初心很简单：为溺水者做点实事，能救则救，遇亡则捞。他从未想过借此扬名。队伍成立后的头两年，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惠州日报社旗下《东江时报》先后有两名记者尝试采访，都吃了“闭门羹”。后来，记者逯延勐以东北老乡的身份与赵喜昌拉近距离，先交朋友，交往了一年多，赵喜昌依然不肯接受专访。

转机出现在2012年3月2日。当晚，中央电视台首播专题片《永远的雷锋》，逯延勐专程赶到赵喜昌家中陪他一同观看。片中情节让赵喜昌心潮澎湃。逯延勐抓住时机劝道：“赵叔，您是从‘雷锋团’出来的人，更应当站出来传承这份精神。”赵喜昌道出了担忧：惠州有些人忌讳接触逝者，怕报道后误会更多。逯延勐恳切地说：“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宣传！让善意的声音盖过非议！”

这番话终于触动了赵喜昌。一扇紧闭多年的心门，终被不懈的真诚叩开。2012年3月14日，《东江时报》重磅推出了逯延勐与我合写的长篇通讯《从“雷锋团”里走出来的志愿救捞队长》，赵喜昌第一次以真实姓名走到了公众面前。

在透析的病床上反复翻阅每一份写作材料

记者：我们知道您本人经历了非常艰难的病痛折磨。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您的创作？

江雨：2017年4月，我被确诊肾衰竭四期，2019年4月发展为尿毒症，开始隔日一次的血液透析，每次4小时。同年11月18日，我成功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在透析的病床上，那漫长的4个小时里，除了翻看手机里的新闻，我更多的时光是反复翻阅赵喜昌发来的所有材料。一行行朴素记述，一张张现场照片，在透析机规律的低鸣声中，被我一遍遍咀嚼、分析、琢磨。

有时，在去医院之前，我会将未完成的初稿发到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在病榻之上，在生命被机器暂时接替的寂静里，我对着手机屏幕上的文字陷入更深的思索。每当发现需要补充之处，我便默默记在心里，等待着重返电脑桌的时刻。

但我始终克制着，从不敢在深夜拨通赵喜昌或任何队员的电话。我知道，他们的手机铃声，或许连接着另一场生死救援的召唤。我的创作可以等待，而生命，不能。

“他赠病故队友‘精神不倒’，仿佛也是写给我”

记者：在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来？

江雨：是赵喜昌的精神。他在自述材料中写道：“在救捞过程中，我腰痛脚疼就忍着；太阳暴晒，我背上一层一层地脱皮，我也忍着；累得我神情恍惚，时常眩晕，我坚持着……实在不能下水，我就在岸上指挥。”

他还曾亲手写下“精神不倒”四个字，赠予肝癌晚期的队友李林，贴在病床边。我总觉得那仿佛也是写给我的。每当我想以“健康第一”为由停笔休整时，想起这四个字，身上似乎又涌起了坚持的力量。

天道酬勤。2021年1月，我将已完成的约10万字初稿中节选出4.3万字，投稿参加由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志愿文学”征文活动，意外荣获报告文学类一等奖。这份殊荣，给了我继续跋涉的信心。

期待读者从赵喜昌身上汲取精神力量

记者：本周是全民阅读活动周，4月23日是第31个世界读书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您想对读者说些什么？

江雨：赵喜昌带领他的队员，十六年如一日守望水域，从死神手中121次夺回鲜活的生命。这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意味着121个家庭避免了破碎的悲剧。在无常而凶险的水域面前，这份持久的勇气与近乎固执的坚守，其分量往往比刹那的传奇更为沉重，也更值得书写与歌颂。

我用了十年光阴，慢慢打磨这柄名为《生死救捞》的文学之“剑”。如果这本书能够激发更多读者见贤思齐，从赵喜昌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让更多人关注志愿服务事业，共同营造互助友爱、和谐进步的社会风尚，推动感动与力量点亮更多人心中的光，那我觉得我的这十年没有白费。

最后，希望读者朋友多读书，多读好书，对我的作品多提宝贵意见。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