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海岸线绵长，海洋资源丰富，自古得渔盐之利，特别是盐业，在古代是惠州经济的顶梁柱，深刻影响了惠州沿海经济的发展。

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清代惠州涌现出一个垄断东江流域食盐运销的盐商家族——淡水邓氏，现存惠东县稔山镇车街的清代建筑，即稔山盐埠（邓氏宗祠）则被专家认为是“地方盐政与宗祠共存的特有建筑形式”。

壹

客家祠堂 一座建筑，一段盐商记忆

邓际越在稔山买地辟作盐埠，其中800多平方米作为宗祠建筑用地，周边6600多平方米则辟为工场，用以晒盐、囤盐、运盐。

稔山镇车街位于稔山老市场一带，老街旧巷纵横交错。在车街中段位置，一座颇具客家风格的清代祠堂建筑巍然矗立。

该建筑主体保存完好，古色古香，规模宏大。踏着麻石条台阶入内，天井敞亮，尤其是上厅两扇巨型麻石廊门，造型古朴，工艺精湛，显示出房屋主人的不俗实力。

“这栋建筑为邓际越于清道光年间创建的盐埠（邓氏宗祠）。”邓际越裔孙、稔山镇邓氏宗祠文物保护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邓世强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该建筑为三开间两进深带侧屋硬山顶土木结构，面宽17.37米，进深23.35米，建筑占地面积约405平方米。建筑物包括前堂、天井、两廊、正堂、侧屋、水井等，保存大量木雕、石雕。

这份资料进一步指出，稔山盐埠（邓氏宗祠）依山而建，其主体及侧屋建筑旧貌犹存，是比较典型的客家风格建筑形式之一，也是稔山邓氏辛勤创业、艰苦奋斗精神的结晶。

《惠阳淡水邓氏族谱》（2020年重修本）记载，邓际越，号钜亭，族谱记载其从淡水“迁居稔山，开办盐务事业，设立盐埠。”

民国邹琳的《粤鹾纪实》介绍清代盐务时说，“产盐者谓之曰场，行盐者称之曰埠。”邓际越可谓“行盐者”。

邓世强认为，邓际越在稔山买地辟作盐埠，其中800多平方米作为宗祠建筑用地，周边6600多平方米则辟为工场，用以晒盐、囤盐、运盐。得益于邓际越及其子孙在稔山从事食盐运销，稔山盐业获得进一步发展。

虽然邓际越在稔山的创业史过去了近两百年，但邓氏后人仍津津乐道。因为，一座埠屋和一个盐商，关联着一个家族和一个产业的兴衰历史。

贰

从宋到清

惠州海盐如何撑起一方经济

和广东其他盐场相比，淡水盐场的年产量处于中上水平，且相当稳定。

一粒粒海盐，在惠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惠州归善淡水一盐场”，可见惠州在宋代已经形成盐业的盐场化生产规模。淡水盐场地处惠州沿海，今人考证它大致位于惠东平海附近。元大德年间《南海志》记载淡水盐场年产量，称“淡水场，周岁散办盐一千七百八十四引”。和广东其他盐场相比，淡水盐场的年产量处于中上水平，且相当稳定。

明代，惠州盐产大幅增长。到清代，淡水场先后分出‌大洲场‌（含大洲栅）与碧甲栅，其中碧甲栅位于今天稔山一带。据《清盐法志》记载，归善县各盐场的产盐，坐配惠州府九盐埠和赣州府四盐埠。清雍正五年（1727），为避免弯道增加路程，按就近场配为原则，惠州在淡水墟（今惠阳区淡水街道）圣堂村陆续建造小淡水厂。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改行盐法，清廷在广州设立总局，同时分设东、西、南、北、中、平六柜，其中东柜设于小淡水厂。小淡水厂由此成为清代广东六大行销盐区之一。

根据段雪玉、汪洁编著的《淡水场：广东大亚湾盐业历史调研》记载，明清以降，大亚湾淡水场分出碧甲栅、大洲场（栅），形成海湾区三处场栅鼎立的生产格局。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改埠归纲，这三处场栅与小淡水厂构成相对独立、场栅之间联系紧密的盐业生产、运销网络。

发达的盐业，成为当时惠州经济的支柱产业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叁

“时宜”商号起家

淡水邓氏的发迹密码

淡水邓氏一年就向政府缴纳饷银两万余两，足见当时盐引的收入是何等丰厚，淡水邓氏由此成为承办东江运销的大盐商。

一粒粒海盐，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就业和家庭生计，民生得以依赖。同时，也为盐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淡水邓氏就是从“小淡水厂”发家致富的。

“吾族聚居淡水数百年于兹矣，族谱所载，利生公于前清初叶由惠州至大鹏城营盐业，旋迁至淡水因落居焉。”1933年淡水邓氏族人邓承宜撰写的《重修淡水邓氏族谱后跋》，直接说明淡水邓氏因盐业而落户。

《惠阳淡水邓氏族谱》介绍，邓利生带着两个儿子邓奕富和邓奕贵来到归善县淡水墟，邓奕富不久后外迁观音阁，世居淡水者为邓奕贵。邓奕贵在淡水墟“创建拔子园老屋，生平孝友慷慨，乐善好施，积德承先，创业裕后。承办东江盐务，商名‘时宜’，是为乔迁开基。”

邓奕贵生四子，即腾龙、云龙、兆龙、从龙。邓云龙“自幼佐父创业埠务家务，极其繁剧，悉一手综理所为”。邓云龙公长房邓重润嘉道时期“以东江埠务繁剧，赞助叔父兆龙经理内外”。邓兆龙之子邓文典，“由监生加捐盐课大使，分发山西，补授河东西盐大使，历署东场盐池巡检”。邓从龙之子邓文焕，生活于清代乾隆、道光时期，“由国子监加捐盐知事，分发两淮，历署丰利、草堰场大使”。

邓奕贵开办的“时宜”商号，获利颇丰。清光绪《鹾政备览》载:“归善县属之小淡水，地方商人邓时宜承办埠务，历年已久，递年认拆引盐五万三千余包，应完秋冬正饷银二万一千三百三十二两一钱三分六厘，按月分派呈解。”淡水邓氏一年就向政府缴纳饷银两万余两，足见当时盐引的收入是何等丰厚，淡水邓氏由此成为承办东江运销的大盐商。

肆

从淡水到稔山

开辟一个更大的盐业版图

近年出版的《惠东历史文化概述》一书指出，它“约等于明初250万斤的30倍。有清一代，惠东盐业在广东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家境逐渐殷实的同时，邓奕贵后代支脉也繁盛起来，正如邓承宜《重修淡水邓氏族谱后跋》称邓奕贵四个儿子“支分派衍继继续续之于今日，计全族老少男妇达千人，唯其中或迁居惠州，或侨居南洋，移居稔山、平海。”

移居稔山的邓际越，为邓奕贵之孙、邓从龙之第八子。他从淡水迁至稔山，正值淡水邓氏盐业生意蓬勃发展之时，可谓带着“开办盐务事业”的家族使命。来到稔山，邓际越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

稔山一带的盐田地处碧甲栅。清乾隆年间，潮州知府景江锦途经惠东，有《稔山道中》诗句云：“村落全依树,居民半贩盐。”可见，碧甲栅盐业生产早已成规模。

清嘉庆年间，淡水、碧甲、大洲三盐场产盐371919包，共5578万斤（每包150斤，下同），其中淡水场126214包，共1893万斤；碧甲栅68961包，共1034万斤；大洲场176744包，共2651万斤（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光绪《惠州府志》则记载惠东境内有淡水场、碧甲栅、大洲场、大洲栅四盐场，岁产盐7072万斤。近年出版的《惠东历史文化概述》一书指出，它“约等于明初250万斤的30倍。有清一代，惠东盐业在广东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有研究表明，清代稔山盐田在范和岗坝外，东临大海，南由稔山经水门寮至蟹洲，海岸线长36公里，面积273.01公顷（近4100亩）。稔山所产盐色白粒细，素称“稔白”，畅销香港、广州等地，远近驰名。

得益于过硬的产品品质、庞大的销售网络以及雄厚的家族企业，邓际越在稔山的盐业生意货如轮转，迅速打开局面。

邓际越兄弟也参与开建祠堂，老三开银号，老五做火水（香油）、粮食百货等贸易。老七则和邓际越做盐业生意。广隆街当年是稔山墟贸易中心，邓家兄弟在街上购置多家店铺，家境逐渐殷实。

丰厚的盐利使前来盐产区长驻以就近坐配盐额的外地盐商日众。邓际越为人厚道，诚信经营，宗亲、商人友人络绎不绝地拜访。稔山盐埠（邓氏宗祠）既是邓氏族人在稔山一带聚会、交流、祭祖的地方，又是邓际越一家的待客之处——外地盐商或其他商人来到稔山，吃住都可以妥善安排，尽显地主之谊。

邓际越的儿子邓子仁，更是重复着父辈的发家之路，迁居巽寮，经营盐务事业，设立盐埠，创建宗祠，进一步扩充淡水邓氏盐业生意版图。

伍

盐商与官商

邓氏把持东江盐务百余年

邓从龙一脉更是显赫，裔孙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面御史”，后“告老还乡，在惠州主讲丰湖书院，设尚志堂以经史理学辞章课士子，于淡水设崇雅书院而崇尚风节，树之风声，一时士风丕变。”

梳理《惠阳淡水邓氏族谱》，邓氏家族在此后百年的成就更是惊人。晚清直至民国，淡水邓氏既经营盐业、管理盐务，也依托科举考试，可谓亦官亦商。

谱载，邓重润二子邓抡斌为道光年间“乡试第四十二名举人，拣选知县”，其第六子邓承愭为“光绪年间岁贡生，宣统己丑年被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辛亥年任惠阳县县长，民国元年授两广盐政处总理”“改良鹾政，自由配运，一税收数倍，当道每举以风示僚属，其于国计民生裨益不少”。邓抡斌后裔邓启诚于民国二年（1913）“授大洲场场长”。邓重润三子邓抡琛“中式己酉科本省乡试第十八名举人”，其曾孙廿世邓立云于“民国九年（1920）充两广盐运使利深缉私舰舰长，十一年（1922）调充江澄缉私舰长”。邓重熙子邓抡升，“道光癸卯科本省乡试第五十二名举人”“举孝廉后以会试不第，即捐知府衔回乡，总办东江盐务，拓先人旧业，宏鹾制新猷，于是家成巨富”。邓抡珠后裔邓洪“民国二年（1913）奉委广东军法处员。七年（1918）授惠潮梅督办署军务处处长，旋充福建永定县知事。九年（1920）任广东财政厅金库长。十年授潮桥盐运副使。十一年（1922）任粤军总司令部总参议长”。

邓从龙一脉更是显赫，裔孙邓承修，号铁香，人称“铁面御史”，“告老还乡，在惠州主讲丰湖书院，设尚志堂以经史理学辞章课士子，于淡水设崇雅书院而崇尚风节，树之风声，一时士风丕变。”

段雪玉、汪洁编著的《淡水场：广东大亚湾盐业历史调研》分析，淡水邓氏四房后裔业盐事迹，表明其子孙于清后期至民国时期连续以科举出仕，不仅充任两广军政、盐政要职，甚至任官山西、两淮盐政，更重要的是百余年间牢牢把持东江盐务，遍涉碧甲、淡水、大洲盐场场务、盐商埠务、缉私等要职，成为对清后期至民国大亚湾区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地方大族。

陆

埠歇商散

清末官办之后的家族转向

民国初年，东江盐运局改制，根据邹琳的《粤鹾纪实》记载，“盐商公所竭蹶万分，埠歇商散，不敢续承。”

清末，六柜之商包制一统两广盐区的格局开始被打破。大亚湾畔的食盐运销生意迎来风雨巨变。

根据清代广东清理财政局编订、广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整理的《广东财政说明书》一书记载，“因东江埠原商邓时宜积欠历年饷款，无力完缴，嗣于光绪三十一年间将该埠收回官办。经前筹饷处议定：由官局租用该商所建埠屋，于应给租项内每年扣纹银三百两，代为归完欠饷”。这说明，清代以来邓氏家族垄断东江食盐运销权力至此结束。

民国初年，东江盐运局改制，根据邹琳的《粤鹾纪实》记载，“盐商公所竭蹶万分，埠歇商散，不敢续承。”“嗣因设东江官运局，将东江收回官办。”

“因国家统一管理盐务，私人不再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在稔山的邓氏族人另找出路。”邓世强梳理邓际越后人时发现，有的去参军，有的外出读书后在外地工作，有的到香港甚至海外谋生，如今留在稔山的邓氏族人已为数不多。

邓际越所建的稔山盐埠（邓氏宗祠），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变更用途。新中国成立初期，稔山成立人民政府，曾在邓氏宗祠挂牌办公，后改作稔山卫生院，后来又改作稔山社区办公场所，随后作为稔山镇老龄协会活动中心使用至今。

近年，文物保护专家、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馆员彭全民曾和其他专家到稔山盐埠（邓氏宗祠）考察，他认为，稔山盐埠（邓氏宗祠）主体建筑旧貌犹存，是地方盐政与宗祠共存的特有建筑形式，对研究清代地方盐业史、盐业兴衰史、古代建筑史、建筑工艺史有着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邓氏的盐务事业发展见证了清代东江盐务的兴衰，是东江盐务事业的缩影。”彭全民进一步指出，类似的盐屋建筑在沿海已不多见，这对研究当地盐场、盐民是重要的实物依据，对于研究粤东盐业生产史、盐业变迁史、盐民风俗史等也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邓氏后人近年来也积极开展稔山盐埠（邓氏宗祠）保护和文物申报工作。他们期待将稔山盐埠（邓氏宗祠）打造为当地重要的文物古迹和景点，成为既可供人参观、游览，又具有一定纪念性质的活动场所。

（侯县军）

作者

侯县军

惠州日报社融媒体采访中心首席记者，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库专家、惠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编说

严艺超

这篇文章以微观史视角，讲述稔山盐埠与淡水邓氏的兴衰，透过稔山盐埠的建筑遗存，钩沉淡水邓氏百年兴替。它既在制度史层面揭示清代东江盐业垄断与官商互动的深层逻辑，又在人文维度呈现宗族命运随国策与市场起伏的苍凉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