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泉是知名出版人，也是诗人、小说家。纵观其创作历程，从前期以生态视角反思人的生存与环境问题，到近年着力探寻人与人之间的内在情感联系，他始终关注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今年他密集发表了《托钵记》《掘墓时刻的微火》《火光照亮了我》《三师一生》等一批中短篇小说，从多重角度集中叙写亲情、友情、师生情等日常情感关系。近作《刺杀》（《小说月报·原创版》第9期）则以家国情为故事内核，采用双线叙述的方式，不仅将一段英勇就义的传奇娓娓道来，更展现了家国情怀、祖辈情义在当代的传承与延续。

故事从“我”——老汪与少年沈飞打球说起，沈飞说出太公是刺客一事惹得沈父变脸，以违背家训的名义重罚沈飞，勾起“我”的愧疚与好奇。一段惊天动地的悲壮历史遂从沈飞“偷出”的家谱引出：道光二十九年，澳门总督亚马留因擅自蛮横拓筑关闸马路，蓄意掘毁中国人坟墓，激起民愤，乡民沈志亮“泣血而死，刺死洋贼”，史称“义士沈志亮智杀亚马留事件”或“亚马留事件”。时任广东巡抚的徐广缙嗣后为沈氏家谱作序，对沈志亮也不吝褒扬之词，为何家训中却让后人不得外泄此事？这一疑问让“我”关心起刺杀的细节与沈飞的情况，故事开始双线展开。

小说的两条线索，一条讲述“我”在与沈家人的交流中得知沈飞遭遇父亲责打，父母二人对家训的态度产生分歧，另一条用传奇的写法还原了沈家祖辈沈志亮刺杀亚马留一事的前因后果。这是一段有据可查的真实历史。两条线索交叉并行的设置，使小说在虚构与非虚构的模糊界线间游走，让历史焕发出更为震撼的力量。

两条线索衔接自然，悬念的设置与谜底的揭晓层层递进，吸引读者跟随“我”一步步探寻故事真相，体验紧张、钦佩等情感共鸣。“我”从与沈母的交谈中得知，家谱虽为徐广缙作序，却由辞官回乡的士绅鲍俊所抄写，由此展开鲍俊为徐广缙引荐外甥郭金堂并密谋刺杀之事的经过和细节秘辛。在与沈父的交谈中，“我”得知沈家曾经改姓为郭，由此展开沈志亮、郭金堂刺杀行动的惊险历程、沈郭定下改姓文契的缘由。当“我”询问为何沈飞没有改姓时，沈父道出了徐广缙利用死囚掉包沈志亮让其得以逃脱的结局。一本家谱，一段传奇，几个心怀家国大义的形象跃然纸上：为国为民的鲍俊、徐广缙，英勇无畏的郭金堂、沈志亮。汪泉对线索穿插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让古与今两个时空、国与家两个集体的故事相互连结、相得益彰，整篇小说的叙事酣畅淋漓。

古今两条时间线的往复，让沈家人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沈志亮的精神在沈家人身上重获新生。故事讲到郭金堂英勇就义，线索回到“我”与沈父的时空，随着二人交谈的深入，沈父犹如“沈志亮的灵魂附体”一般，动情的叙述再次让时间穿梭回百年前。在时空的交替中，刺杀这条线索转为第一人称叙述，“我”作为叙述者，从老汪变成了沈志亮，义士的自述令故事更添悲壮之色。沈志亮自首后，在牢中与郭金堂生死诀别。处决当夜，徐广缙设套将沈志亮调包，在民众失去英雄的恸哭声中，伪装后的沈志亮经过替他而死的囚犯，离开了这片土地，刺杀线索的故事由此结束。

从沈志亮到沈父、沈飞，汪泉在真实和虚构的交融中赋予了历史故事以当代意义，这是沈志亮身上的家国情怀在当代家庭的传承与延续。1999年澳门回归，沈家和郭家改回本姓，每年相约为当年替死的囚犯祭祀，沈父一句“哪有自己给自己上坟的”自我调侃，正体现出对祖辈情义的重视超越了对风俗禁忌的介怀。“我”询问为何仍然固守家训时，沈父答道：“还不是为了让沈飞记住，我们活得多么不易”。父亲的执拗和古板，出于对家族史的深刻认同，即使黑暗的殖民时代早已落幕，恩人徐广缙及其后代不会再受牵连，他仍在遵循家训，告诫后代铭记祖辈遗留的精神财富。年少的沈飞说出太公是刺客，是身为英雄后代的自豪感之流露，同样表现出对祖辈精神的高度认同。沈志亮留给后辈的情义在一场家庭矛盾中显现，从国到家，从历史到当下，传承之光愈发清亮。（马瑜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