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惠州后，经由程乡（今梅县）令侯晋叔，苏轼和断绝42年关系的亲表哥、前姐夫程之才恢复了联系。时程之才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掌广南东路的刑狱公事、察不决案件、复审案牍并兼劝课农桑、举刺官员，是主管公检法、农业、推举考察干部的省领导。绍圣二年（1095），程之才两次视察惠州都面见苏轼，这直接给苏轼在惠州的生活带来极大方便。同时，苏轼更是借程之才的影响力，完成了助建东新桥等民生善举。

正是在这些事情推进中，苏轼发现推官柯常等官员的品行优秀，他写信向“举刺官员”的程之才点评并推荐，其关键词是“廉干”“清约”“恤民”“有心力”“有气节”。

纵观苏轼一生，这些评语，正是其为政为官的廉政理念。

廉干：

廉洁、干练高于能力、政绩

绍圣二年（1095）六月，可能是为建东新桥事，苏轼向程之才介绍了推官柯常，说柯常“柯推良吏，冠一郡也……实见其有风力廉干”。

绍圣三年（1096）一月，为处理博罗大火，他又向程之才介绍推官黄焘“实甚廉干，郡中殊赖之”，并特地问询“不知今岁举削能及之否”，关心上级对黄推官的考评。

有幸的是，这封信后世称为《黄焘贴》，现存于天津博物馆，是苏轼存世不多的书法作品之一。

著名的《六事廉为本》，是苏轼年轻时的应考习作，值得细读。所谓“六事”，是《周礼》所载官员须遵循的六条准则：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

苏轼最强调的是“廉”。他主张以“廉”来考评官员。“举其要兮，廉一贯之”“悉本廉而作程”，要把廉洁作为考评的根本准则、一条主线来贯穿全程。而且，要“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先考其廉洁的操守，将廉洁置于能力、政绩之上来进行考评。因为，他觉得“拟之网罟（gǔ），先纲而后目；况之布帛，先经而后纬”，只有抓住廉洁这个“纲”和“经”，方能纲举目张，正确无误地评判官员的称职与否及其功绩大小。

南下惠州经过虔州（今赣州）时，他在《廉泉》写到“有廉则有贪，有慧则有痴”，贪与廉可能会伴生，但早在《六事廉为本》里，苏轼就强调了“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官吏的事功荒废于贪行、德行完成于廉洁，廉洁清白，乃是为官者的最高范式和做人底线。

清约：

清廉节俭、清静自守，政事清明简约

绍圣二年（1095）七八月间，苏轼写信给程之才，托严推官“有两事面闻”，应该是东新桥和增葺军队营房事，他介绍到“严令清约，恤民之心”。

几个月前，从永嘉（今温州下辖）来惠州探访的惠诚要回去了，苏轼写信付其带给那里的12位老朋友，信中提到可久和清顺两位僧人，称其“清介贫甚”，后世《清顺可久传》评注“清约介静”，可见，苏轼对“清约”的理解，还是清廉、清贫之意。

同时代的司马光，在给儿子司马康的《训俭示康》中，对“清约”也有阐述。司马光有感于“近岁风俗尤为侈靡”，专门给儿子举了个例子：张文节为宰相时，就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今天的俸禄可以举家锦衣玉食，但这个俸禄不可能长期啊，以后“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司马光还告诫儿子，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要寡欲，才能远离灾祸丰硕家庭，如果多求妄用，就会败家丧身，居官场就必索贿居乡间就成盗贼，所以，“侈，恶之大也”。

苏轼在《赤壁赋》里所说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其在廉洁意义上而言，跟司马光的寡欲少求也是一个道理，不是我的，一毫也不取。

苏轼和司马光的“清约”，都是相对应“侈靡”的。

恤民：

悲悯、同情、忧虑人民疾苦

绍圣二年（1095）八月，苏轼给程之才写信汇报惠州“米贱已伤农矣”，有点赞太守詹范“极有恤民之意”。

苏轼一生宦游多州，“恤民”之事数不胜数，遭贬岭外，也是揣着忧国忧民的“恤民”情怀远行的。

南下惠州路过南康（今赣州下辖），作诗《南康望湖亭》曰“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表明朝廷不取我但我家国热血并未冷却；在庐陵（今吉安）时遇见曾安止，作《秧马歌》附于其《禾谱》之后，不久，他将秧马推广到惠州和阳羡（今宜兴）。

在惠州，苏轼借程之才影响力，完成了多件民生善事，更是他“恤民之心”的具体体现。而著名的《荔支叹》，则表达了对“岁贡”的满腔激愤，这是根植于对底层的关切与同情，是深深的“恤民”。

晚年，苏轼进入了他政治思想的全新境界，即从“是否有负吏民”来判断政治生活的价值，其价值标准已不在庙堂而转向了民间。

有心力：

用心为人民服务，努力为老百姓办事

绍圣三年（1096）正月初一，博罗县发生大火，苏轼写信给程之才，请求支援惠州的灾后重建。因为“火后事极多”，他推荐了县令林抃，点评其“林令有心力，可委”。

恩师欧阳修的为官箴言“不问吏才能否，施设如何，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用现在的话语来讲，要为人民服好务，最终以人民的“称便”来考量自己，这对苏轼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已经成为他的立身自觉。在朝，他“因法以便民”；在民，在惠州的他虽不再是“吏”，也明白“区区效一溉”献出微薄之力也只是杯水车薪，但他也无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是“僭管官事”，这是苏轼的政治底线。

陆游《跋东坡墨迹》写到“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不计祸福，忧国之心赋于生民，于民用心用力，是对苏轼“民本思想”的高度赞誉。

有气节：

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

绍圣三年（1096）一月，苏轼又书信给程之才。信中，苏轼专门提及“侯晋叔，实佳士，颇有文采气节，恐兄不久归阙，此人疑不当遗也”。这是苏轼知道程之才要离职北归了，请求程之才要安排好侯晋叔这个有文采有气节的佳士。

侯晋叔，就是当年将苏轼和程之才再次联系在一起的程乡令，程乡当时并非惠州府所辖，但因为与苏轼以及惠州的关系，我们也一并议论。《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记“侯晋叔，后知南恩”，南恩，治今阳江一带，相当于从梅县县长调任了阳江市长，苏轼没看错。

有文采嘛，我们不提，但“有气节”，是为最高评价也。

浩然之气、包容之气、耿介之气、超然之气、豪放之气、至大至刚之气、文人气节、政治风骨，历史上论苏轼的气节，其论著该是汗牛充栋了，无不予以最高评价。

苏轼的“气节”，也可以理解为“立朝大节”。苏轼是以“立朝大节”为当世所首肯的，曾持不同政见的刘安世对其学生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这是说苏轼坚持独立政见，既不附和新党也不迎合司马光。南宋孝宗皇帝也肯定苏轼的大节，谓其“不可夺者，峣然之节”。

这是苏轼胸怀天下心底无私、走出庙堂、迈向黎民百姓之所致，是其气节所致。

吏治：

依法治吏保证官吏为政清廉

绍圣二年（1095）五月，苏轼写信给程之才“示谕修桥事”，说到“吏暗而孱，胥狡而横”（胥：xū，小吏），他担心官员们把修桥的钱“必四六分入公私下头”，把钱分了然后把桥“做成一座河楼桥也”，他提出了一些修桥建议。

面对“吏暗而孱，胥狡而横”，苏轼有治理主张。早在嘉祐六年（1061），26岁的苏轼和弟弟一起“应制科试”，苏轼向皇帝提交了策论文章《进策论》，其中的《策别》有四个方面：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就是关于包括官吏及社会治理具体的措施。

苏轼提出的“课百官”，是讲吏治问题的。他有六点主张：一是“历法禁”，要求“用法始于贵戚大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抑侥幸”，裁汰冗官；三是以“决壅蔽”，排除障碍；四是以“专任使”，提高办事效率；五是“无责难”，避免罚错人；六是“无沮善”，鼓励有上进心的官员，避免贪污腐化更加肆无忌惮。在“课百官”后，苏轼又继以“安万民”，进一步阐明“民为邦本”的思想。

其“课百官”之六法，是从“依法治吏”出发，从制度上加强官吏的管理、考评，以保证官吏为政清廉，以建设一支事有所主、上下相通、反馈迅速、富有效率的队伍。

苏轼更推崇“吏治”，他认为，吏治好，则“天下清明而治平”。

苏轼兼过几年“知制诰”，专门代拟王言、草拟诰命、撰写官员任命文件的词头，其对官员的点评文字，真有千钧之重，可见苏轼对惠州这几个官员的点评之分量。

那个时代的官员监察，是“台谏制度”，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关键环节之一。王水照先生认为，“台谏制度”是范仲淹那一代改革者留给宋代历史的最大成果，其在苏轼的心目中几乎是神圣的。苏轼就是怀着对“台谏制度”的敬畏，沉浮宦海，即使“不得签书公事”，还是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政治责任感，重新焕发出政治热情，主动以台谏要求来观察周边影响周边，力促官员清廉，尽可能多地完成利民之事，以得民“称便”。

而“廉干、清约、恤民、有心力、有气节”，虽点评的是九百多年前的惠州当地官员，体现的是苏轼的为官之道、廉政理念，但也正是我们当代应该学习的，借用陆游的话，“当取法也”。（文/图 老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