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广东客家山区农村。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多少娱乐活动，乡亲们都把赶集（我们客家方言叫“赴街”）当作最好的娱乐活动，因为在摩肩接踵的集市中挤来挤去，可以感受那份热闹的气氛，有时看一场外地人耍的杂技，哄堂大笑一会儿，借此可以暂时忘记生活的忧愁。因此，每逢“街日”（圩日），平时热闹非凡的村子就会变得非常安静，因为大人都去“赴街”了，村里除了小孩子，就剩下看家的狗了。如果偶尔看到有大人在家，别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忍不住会问他怎么没去“赴街”？有的光棍汉不仅逢“街日”必“赴”，不是“街日”（我们客家方言叫“闲日头”）也“赴”，不为别的，只为了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大家把这种行为戏称为“街品”（“街癖”的谐音），或者“街遛”。

记得小时候我们镇是逢5和10为“街日”，改革开放以后，十天只有两次“街日”逐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了，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改为逢1、4、7为“街日”，直到现在。我懂事的时候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乡亲们“赴街”的兴趣更浓了，每次“赴街”，大人们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把“赴街”当成赴宴。小伙子和大姑娘甚至把“赴街”当作是去相亲，每次“赴街”都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有的大姑娘还把平时舍不得穿的、压箱底的新衣服翻出来穿。

我们那个大队（现称“行政村”）有十多个生产队（现称“自然村”），在全镇是人口最多的，鼎盛时期有三四千人，而我们那个生产队就在村头，后面十多个生产队的乡亲们“赴街”都要经过我们村子。我们村子距离镇上有五六公里山路，路面以黄泥为主，可以说晴天是“扬（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尽管山路崎岖，也挡不住乡亲们“赴街”的热情。每逢“街日”，从早上开始到中午，“赴街”的乡亲们就挑着青菜、萝卜或红薯、芋头之类的农副产品三三两两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绵延不绝，见首不见尾，蔚为壮观。如果是雨雾天气，站在村头，看着乡亲们渐渐隐没在云雾缭绕的山路尽头，仿佛遁入仙境一般。

记得那时候通常是我父亲挑着农副产品去街上卖，因为我母亲长得比较矮小，挑着重担，还要走上40多分钟的山路是很艰难的。下午三点钟过后，“赴街”的大人就陆陆续续开始回家了，我们一帮六七岁的小孩子就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村头的马路上，一边打打闹闹，一边不时眺望着山路那头，期望早点看到自己的父母，因为大人“赴街”回来，通常都会买一些糖果饼干慰劳一下自己的孩子。如果某个小伙伴眼尖看到了自己父母，即使还有一大段距离，也会飞也似的跑过去，性急的小伙伴还会把手伸进父母的口袋里掏糖果饼干，拿到后就会高高地举起手来，经过我们面前时还会耀武扬威地扬一扬，好像获得了战利品一样，然后亲热地挽着父母的手臂，一脸幸福地连蹦带跳回家了。而其余的小伙伴通常会以非常羡慕的眼光目送着他们回家，直到消失在视野里。

我们一帮小伙伴守候在村头的马路上，就好像一帮等待被认领的孩子。不知何故？我发现几乎每次都是所有小伙伴都被认领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孤零零望眼欲穿地等着父亲回来，当真是“望断天涯路”。有时远处走来一个人，看上去像自己的父亲，兴冲冲地跑前去一看，原来是别人的父亲，或者是其他生产队的，不认识的，当时那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很酸楚。常常是眼看夕阳西下了，也没见到父亲的影子，甚至暮色四合了，父亲还是没回来，直到夜幕降临，才看到父亲披着一身夜色出现在我的眼前。看到我后，父亲通常会一边非常慈爱地抚摸我的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或饼干塞到我手里，然后又变戏法似的从肩上挑着的畚箕里拿出一吊猪肉让我提着。我立即高兴得手舞足蹈，一张小脸笑成了一朵花，因为晚上有肉吃了，只可惜不能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了，因为他们都回家了。后来我才知道，卖猪肉的通常会在傍晚收市前降价，为了买到便宜的猪肉，父亲只好在街上闲逛，直到猪肉降价。那时候挣钱太难了，省钱就是挣钱啊！

时光匆匆，一眨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但童年时代在村头的马路上守候父亲“赴街”回来的那种温暖、温馨、温情得像花儿一样的幸福感依然萦绕在我的心间，芳香馥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