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萧殷先生算是同乡，虽无师从之历，甚至面也没见过几回，但爱上文学却受他的影响不小。当年佗城中学校门一侧的山坡上，有幢黑瓦白墙的小洋房，据说是专为萧殷回乡创作建造的，而离此不远的竹园里，那座灰色的阁楼则是萧殷的祖屋。每当放学之时，我们几个常常会徘徊于此，对那两个神秘的地方充满好奇和向往。萧殷有个厨子叫“老爷”，“老爷”白白嫩嫩，肥头大耳。据说“老爷”厨艺精湛，能做许多萧殷喜欢吃的家乡菜。我们当时的目标是瞄准“老爷”，梦想是先当上作家的厨子，尔后再做作家，如此安排，温饱和爱好可同步实施。

有了这个计划之后，我们找来萧殷许多前期的作品，了解他成为作家的初始历程。他在《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中，在灰色童年里写到了自己的故乡佗城：它面临东江，背靠嶅山，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其中有一句：“它是南越王称帝的古镇”，我们当时还心存疑惑：古镇是赵佗出任县令的县治所在地，称帝是在许多年之后的广州番禺，而不是佗城吧？

他小时候很苦，八岁丧父，母亲病瘫，哥哥在外，嫂嫂脾气古怪。早晚两造，惠府粮官下乡逼交，幼小的心灵一肚子不平和怨恨。第二次东征时，他十岁，憧憬和向往着“有田耕，有工做，有饭吃，有书读”的太平盛景。那是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时打出的宣传标语。

萧殷的国文老师既教语文亦教音乐，在其影响下，萧殷开始喜欢接触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萧殷小学成绩优异，除了应试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和外国文学《奥德赛》等。

上了初中，萧殷的家庭更加困难，但由于他成绩特别好，老师们积极资助他上学，替他交了学费，为他借来了课本。他初一开始写作，发在学校墙报上的作文叫《风雨之夜》，内容就是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因为第二天开学须交学费，急得四处借钱，都是穷亲戚，举债无门，富人家又不肯借，彷徨、失落、痛苦、焦急笼罩在少年的心头，其实正是他的自身写照。第二篇是《挑水妇》，它是以读书时的佗城中学为素材。写几个女工挑水，一年四季，酷暑严寒，都是这几个挑工到半里外的小河边挑水，供几百名师生使用。那时的佗城中学在西门口，有时去食品站下的雷江河去挑，有时又得去更远的南门码头东江去挑，这些艰苦的劳作冲击着年轻的心灵，同情和悲悯构成了萧殷的人生底色和文学基调。

不久，他就和高中的部分同学办起了文学期刊，名字叫《湖畔》，据他自述是受到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的影响，他在《湖畔》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明天》，写的也是自己交不了学费的困窘。

萧殷除了有浓厚的文学情结之外，对理工和美术也颇感兴趣，但他知道自己家穷，上不起大学，而绘画又需纸笔颜料，更不现实，便萌发出靠写作来挣稿费帮补学用的念头，他认为写作不费成本只费力气和费脑。但阴差阳错，去了广州之后又是同学凑了一块钱报名费，让他去考美专。萧殷在术科考试上，构思出一幅“一棵大枫树上抹着一层金色的阳光，一只喜鹊突然张开翅膀，离开枝干腾空而起，从树上俯冲下来……”正是这幅充满生命灵感的美术作品，让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了“广州美专”。在美专的这段时间里，萧殷如鱼得水，既画又写，除了专业课，小说《乌龟》《疯子》陆续在报刊发表。

《乌龟》应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他自称为处女作。乌龟是有原型的，他就是陆伯伯，曾在东江河里救过萧殷的命。乌龟也是有来历的，他曾参加东征军，年轻的妻子在他参军时去给财主当保姆，后来被强奸了，乌龟一腔怨恨，跟财主对簿公堂，结果反遭诬告，乌龟坐了二年班房，出狱后在码头当了搬运苦工，在精神打击和生活困窘的双重压力之下，从此一蹶不振，被人戏称为缩头“乌龟”，受尽了凌辱。陆伯伯死了之后，萧殷妈妈特地带他去乱葬岗上，焚香烧纸凭吊。《疯子》的主题仍是写一个农民的不幸遭遇，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充斥在他的前期作品里。萧殷同情穷人，自己也是穷人，他在“广州美专”还没有毕业，就因家庭困难付不起学杂费，辍学回到了故乡佗城，先是在龙川乡村师范教美术，1934年春又转到佗城小学，1936年开始与吕蒙、赖少其、吴有恒等共产党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东西南北》是萧殷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作品除了《乌龟》和《疯子》外，在佗城期间还有《牵牛花》《借贷》《倒闭》《沉落》《哥哥的脸》等。体裁除了散文和小说，还有报告文学和诗歌。1936年，萧殷参加了广东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分在小说组。萧殷给鲁迅写过信和寄过书稿，但那时鲁迅已病重，只在日记上记上了一句“得萧殷信并稿”，此记不过十天便与世长辞。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对进步青年加紧迫害，四处抓捕，萧殷与赖少其不得不离开广州，辗转上海，后来又秘密奔赴延安，这是后话。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几个当年的文学发烧友，都没成为厨子“老爷”，三流作家算是当上了。萧殷先生的灰色童年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古镇佗城给了他丰富的创作养分，生活的磨难和人生的历练更是写作者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