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二只鉎牛一只溜。”这首流传于潮汕地区的民谣，吟唱的正是广济桥的风貌，而这座桥，也恰是潮汕文化和精神传承的生动缩影。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少年陈旭年手握母亲熬夜织就的浴布，提着一摞甜粿，踏过广济桥，登上南下的红头船。泪水被他用浴布悄然拭去，留下的是一份坚韧与不舍。60年后，功成名就的他自南洋归来，广济桥再次见证了他的身影。陈旭年在马来西亚留下“陈旭年街”，在新加坡建成“资政第”，其故事成为潮人奋斗史的经典注脚。

广济桥见证了一代代潮籍企业家，如蚁光炎、潘伯勋、谢国民等外出拼搏、回馈乡梓的身影，也传颂着文化名家赖少其、陈复礼、饶宗颐等眷恋故土的情怀。这座桥所凝结的坚韧、精致、崇文、重商与开拓的精神，在潮商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韩江水流湍急，暴涨暴落，在此建桥，难度极大。据史载，韩江屡屡决堤，宋元明三代受灾频繁。自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始建浮桥，至明正德八年（1513年）形成“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格局，广济桥的修建历时三百余年，屡毁屡建，终成世界上最早建成的启闭式桥梁之一。这般韧劲，在世界建桥史与族群奋斗史上均属罕见。

广济桥不仅是一座交通枢纽，更是一个融入日常生活的场所。清晨，菜农推车过桥叫卖青橄榄；午后，导游向游人讲述“仙佛造桥”的传说；深夜，有人倚栏听潮，私语绵绵。此桥将千年历史折叠于同一平面，实现功能与情感的多元交织。

与此同时，广济桥也体现出实用与艺术的双重特性。自宋代建亭定名“冰壶”“玉鉴”起，至明代修建十二座楼台、一百余间亭屋，其雕梁画栋、飞檐灰瓦，极尽华丽。虽原貌不存，但2007年修复后的桥墩、匾联、题刻，仍传递出潮汕文化中深厚的“崇文”特质。

于潮人而言，广济桥不仅是行走之桥，更是谋生之桥、致富之桥。作为古代盐商辐辏之地，桥上鱼肆、果行、茶铺林立，甚至可用吊篮与江船交易，形成“一里长桥一里市”的罕见景象。潮商从此出发，北上津日，南下暹罗、爪哇，以红头船运载糖、布、烟，输入米、椒、木，推动贸易网络不断扩展。侨批银信在此集散，桥上潮语夹杂马来话，侨商啜饮工夫茶洽谈生意，商业活力盎然。

广济桥的启闭，犹如一场力学的舞蹈，也是潮人群体命运的绝佳隐喻：“开”是向外开拓、开枝散叶，遂致“有潮水处有潮人”；“合”是向内凝聚、团结互助，故曰“有潮人处有潮团”。这开合之间，吞吐着远行的帆影，也重构着文化的疆域。

广济桥既连接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也承载“开”与“合”的生存智慧：开是向死而生、拥抱万象，合是魂兮归来、融汇传承，而开合之间的每一次呼吸，都彰显文明的生命力。

因此，广济桥不仅是一座现实的桥，更是一座文化的桥、精神的桥。它渡人往来，人亦以奋斗、感恩与回归反哺于桥。

当凤凰木在石缝中开花，花瓣如航海图般绽开，便知真正的连接从不惧怕断裂——因断裂之处，正是光明照进的地方。

与其他著名商帮相比，潮商既无徽商之特权，亦无晋商之旧银号体系，却凭米粮、抽纱、杂货等日常经营，立足市场需求，灵活转向，拓展南洋，展现出极强的适应力和拼劲。正是这种务实与韧性，使潮商群体历数百年而不衰。

发迹于柔佛的陈旭年，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返乡兴建“从熙公祠”，运用潮州木、石、砖雕技艺，以慰乡愁。祠成之日，他以甜粿、侨批与母亲所织浴布叩首长跪，泪湿拜垫。其后他更将潮州工匠与建材带至新加坡，仿建“资政第”，成为海外潮人的精神地标。这座建筑至今仍屹立于此，述说潮人不忘本源的集体情感。

只要广济桥在，潮人的根与魂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