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盆皮是我小时候过年才吃得上的一种小零食。在外公外婆的口里，“铜盆皮”三个字好似都是入声，短促而铿锵，有金石之声。加上味道既香且脆，颜色有白有红有绿有黄。味觉视觉加听觉一起作用，以致记忆如此深刻。一想到外公外婆，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它。以致离乡十多年没再见过，二十多岁返乡时，外婆取出珍藏的年货招待，却一眼便认出，脱口便叫出其名。

那时的外婆，已经很老了。她个子不高，满头白发，脸上是灿烂的笑容，一笑就露出两颗金牙。“军啊军啊，食食食。”外婆耳背，说话声音很大。印象中她总是在忙碌，忙着做饭，忙着扫地，忙着给孙子孙女喂米糊。比手脚更忙的是她的嘴，不停地在说。说外公不帮手，说孙子孙女不听话，说米贵柴贱，说张家长李家短。外公是个闷嘴笑葫芦，除了笑，不怎么爱吭声。所以每次我和母亲去看他们，几乎都是听外婆在唱独角戏。她每次说完，会仔细听你回应。可是因为耳背，几乎也是听不齐的。但并不妨碍她在你回应后来一句：“哦，嘅吖喽。”就是“哦，就是啦”的意思，表示咱们有共鸣了，然后又继续说她的话。

我的家乡龙川曾是中央苏区县。红军长征之后，龙川也陷入白色恐怖。而我的外公仍毅然决然成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在他奔走于山岭田埂边送信时，我的母亲已经出生。此时的外婆，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担心，可想而知。解放后，外公被安排在另一个县的粮所工作，退休后才回到家乡。外婆一个人带大八个子女，这份艰辛，可想而知。所以，也难怪她絮叨。也难怪外公在她的絮叨面前永远是一脸笑容。毕竟，这絮叨也是熬了多少年才听到。

外公最自豪的是打过仗。我是孙辈中最大的男丁，父亲又在部队，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外公总爱跟我说他当年打仗的事。他不善言辞，个头偏矮小。于是最多的是站在房前的门坪望着远处，左手凌空举起，右手做出扣扳机状。此时的他，一脸严肃，眼里有一种坚毅。所以外公口中的“铜盆皮”三字我能听出钢铁的声音，也许就源于此。

可问“铜盆皮”到底是哪三个字，却都说不知。工作后有一次回乡，看到老隆镇老街两边店铺有不少在门口写着“铜盆皮”三字，才犹如大脑中某个按键被轻轻地触了一下，小时候看过的铜盆皮制作过程突然浮现在脑海。可不是，就应该叫铜盆皮，即用铜盆盛米浆蒸熟晒干之粉皮。

我关于铜盆皮制作的记忆，应该源自母亲。但毕竟那时还小，而且隔了半个世纪，记忆已是云淡风轻，若有若无。所以我专门找了一段制作铜盆皮的视频，把整个过程完整地重温了一遍。铜盆皮又叫粄皮，先将大米浸泡、磨浆、倒盆、蒸熟、晾干，然后沙炒。用筛子筛出细细的河沙不断翻炒，然后放入晾干的粄皮翻炒至膨胀。炒好的铜盆皮一咬一口香脆，是龙川人待客、拜年、茶叙最佳食品。

我的家乡龙川，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县。我不知铜盆皮是否与龙川令赵佗有关。可因为这个名字，也因为龙川话特殊的发音，年轻时很有将它与两千年前赵佗率领五十万秦卒征战岭南的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联系起来的冲动。也许，金戈铁马方是铜盆皮最有厚度的底色。我的脑海里不止一次浮现过这样的画面。车辚辚，马萧萧。日复一日地行军作战，将士们风餐露宿，衣衫褴褛。为了便于携带，每人背着的粮袋里是用煮熟了的粮食磨成粉的军粮。岭南雨急，一阵乌云飘过，便都湿了个精透。云过了，日头炽热。将士们将成了糊状的军粮倒在铜铸的盾牌上摊开晒干。岭南的太阳真毒呀，于是一会儿盾牌上就有了一层凝固的东西，也许这就是铜盆皮的前身。

当然，这个臆想毫无根据。即便是金戈铁马的底色，为什么铜盆皮不可以是龙川人民的热血沸腾与聪明智慧的结晶呢？

直至我年过半百，见过了太多岁月沧桑。忽然想，也许铜盆皮应该有它更平和的底色。

我在家乡生活的七八年时光里，它与春节这个锣鼓喧天、欢欣鼓舞的节日连在了一起。那些物质匮乏的日子，只有春节是最奢侈的，有鸡鸭鱼肉，有酿春卷酿豆腐酿香信，还有油炸粄和铜盆皮。因此，铜盆皮的底色，应该是锣鼓喧天、欢欣鼓舞的。而我的外公外婆，总是把锣鼓喧天、欢欣鼓舞，珍藏起来等我。以致每个锣鼓喧天、欢欣鼓舞的日子，我会想到铜盆皮，会想到白发苍苍的外公外婆。我也不知多久没吃铜盆皮了，但一想到它，就是香脆的，就不禁口水湿了口腔，泪水湿了眼眶。

时至今日，铜盆皮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年货，已成为龙川随处可见、随时可吃到的地方特色小吃。也许它的底色，应该由锣鼓喧天、欢欣鼓舞变成悠久绵长平和的日常生活。这种平静的幸福，不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