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国滔

2025年5月，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成晓军教授新作《晚清古文四大家：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以下简称“《晚清古文四大家》”），以曾国藩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大门生之间的师承关系为主线，分5大部分阐述了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和薛福成诸位弟子的生平、学术成就及历史影响，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更在散点叙论中窥见整体史的书写策略，勾勒出一幅晚清时代激荡中的桐城士人群体画卷。

《晚清古文四大家》全书近25万字，章下设目，自成起讫，分别阐述或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四人之家世与家学、仕宦与师承及其文论风格、思想特点等。由此，作者系统呈现并比较了晚清风云激荡时势下四人文章与事功的差异：用作者的话说，追随曾国藩时间最长的张裕钊，“不愧为曾门四弟子中谨守‘家法’而又在古文（散文）、诗词和书法等方面最有成就的一位专家学者。”（《晚清古文四大家》第59页）；在实学精神下着力比较中西文化优长的吴汝纶，“不仅研治古文（散文）卓有成就，而且学贯东西为一代通儒。”（《晚清古文四大家》第79页）；曾出使外国、对西方文化接触更多的黎庶昌，形成“因时适变”的文论观及以“自强御侮”为主旨而较其师“前进了一大步”的洋务观（《晚清古文四大家》第133-139页）；密切关注内忧外患现状、积极探索经世致用方略的薛福成，则形成“作文‘长于论事’的风格和特点”，在士林中“影响广泛而深远”（《晚清古文四大家》第167-181页）。通过散点叙论之法，作者呈现出曾门四大弟子在继承与发展曾国藩治学“家法”及其思想方面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散点叙论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将张、吴、黎、薛四人的文章与事功纳入其与曾国藩师承关系的大框架之下。诚如作者于该书《引言》所述：“我要明确告诉读者，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集中在：曾国藩的古文（散文）和诗词为主体的文学理论和实践成效，对四大弟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四大弟子如何对其予以师法和发展的。”（《晚清古文四大家》第14页）。这既是对晚清桐城派由曾国藩到四大弟子的传承脉络的真实呈现，也是其整体史观意识的集中体现。作者将曾国藩以“经济”“绳率”振兴桐城派的历史贡献作为总论开篇，以四大弟子发展曾氏经世之学的进程作为分论而接续，不仅凸显了曾氏在晚清学术转型图谱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深入理解其弟子的思想、实践的历史意义及其地位提供了富有参照意义的学术史坐标。纵观全书，在师承框架之外，作者还将张、吴、黎、薛四人置于晚清国家与社会变革的宏大历史框架之中，着意揭示四人生平轨迹、文论风格及思想特征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形塑的结果，进而管窥此间士人精英回应西潮冲击、探索文明出路的历史镜像。在整体史观的观照下，该书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曾门四大弟子的个体理解，也提升了有关晚清幕府文化、士人网络乃至政治生态的整体认识，体现出文学史、思想史与政治史交会融通的研究进路。

值得指出的是，《晚清古文四大家》还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典范之作，能够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说理性与故事性相表里。先说学术性：全书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国史、日记、书信、奏稿、见闻录以及个人别集的其他诗文。与此同时，书中还旁征博引了一批学界的重要论著，如叶贤恩《张裕钊传》、黄万机《黎庶昌评传》、丁凤麟《薛福成评传》等。正因如此，书中所述所论，客观公允，且新见迭出。譬如，其中关于黎庶昌继承和发展曾国藩“自强御侮”观问题的讨论（《晚清古文四大家》第133-139页），即属学界首倡，在推动后续研究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其次，说说该书的通俗性：书中关于张、吴、黎、薛四人生平轨迹的梳理，语言朴实，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故事性；即便以相对抽象的文论风格、思想特征的解读层面而言，其中所论所析，亦多能深入浅出，几无晦涩难懂之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结合，使该书有别于过去曲高和寡式的研究论著，成为可同时面向学界与民间的雅俗共赏之作。诚如该书《后记》所言，作者意欲通过该书实现的治学目标，正是“尽力将‘平淡中见高雅，通俗中见专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晚清古文四大家》第210-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