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在电话里说，老妈这些天总念叨我，翻来覆去地问：“平儿怎么这么久没回来？”

大姐解释：“人家不要上班吗？一千多公里路呢，哪能说回就回。清明节不是回来了吗？”

老妈“哦”了一声，便没了言语。可第二天、第三天……同样的问题，她又问了一遍。

我知道，妈是真的想我了。

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十多年，大前年底又脑梗中风，左边偏瘫，生活从此无法自理。父亲患帕金森病的年头更长，近三四年添了阿尔茨海默病，在家跌跌撞撞，也成了需要时刻看护的人。

母亲生活无法自理，我们兄弟几个商量，试着居家轮流照顾了一年。结果是心力交瘁，两个老人没照顾好，家人每天慌慌张张、手忙脚乱。

后来明白了，专业的事，终究要交给专业的人。

去年5月4日，我们终于说服自己，迈过那个“心坎”，忍痛把两位老人送进了初中同学永生与人合办的一家医养机构。从那天起，我便开始了漫长的“双城记”。相隔一千零二十三公里的两地，成了我生命中拉扯最紧的两端。

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至多不超过三个月，通常是周五下午下班，草草扒几口晚饭，便匆匆赶往火车站。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摇过一整夜，把我从工作的城市运到父母床前。两个白天，也就是两个上午加两个下午，我守在病榻边。然后又是周日下午的火车，返程，赶在周一上午上班前，重新坐回办公室的椅子上。

铁路里程一千零二十三公里，这是我能够丈量出的，最近的思念距离。

那间病房，我闭着眼睛都能描摹出它的每一个角落。

约莫二十平方米，不大，却装下了我整个世界的牵挂。两个姐姐的家，恰好都在距此一点五公里的地方。她们每天上下午雷打不动地来打扫卫生，细心送来水果，或各种汤汤水水的吃食。护工冬秀手脚麻利，心地也好，把二老的起居照料得妥妥贴贴。

老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照料。我们的决定是对的，是对老人最有利的。两个姐姐总对我说：“这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凡事有得必有失。父母看不到在外地的儿子，儿子难得一见父母，大概是这种选择里最大的遗憾。

每次回去，我坐在那间病房里，其实无事可做。想帮忙打扫，姐姐们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想陪老人说说话，开头三五句还是正常的——问问我的工作，问问孩子，问问路上的情况。三五句之后，话题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向谁也追不回的远方。昨天的事说成今天，认识的人张冠李戴，说着说着，就停在了某个遥远的年代，眼睛里闪出一丝孩童般的迷茫。

病房里很安静。

有时候安静得让人心慌。我就那么坐着——看父亲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看母亲浑浊的眼睛望向窗外某一处虚无；看姐姐们忙忙碌碌地拆换被褥、更换衣衫、打扫卫生；看护工们进进出出，问诊喂药，洗澡擦身，喂饭喂水。而我，始终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像一件多余的摆设。

我真的只能干坐着。

可我心里知道，这不是多余。

父母老了，他们只需要你“在”。就像小时候我们发着高烧，父母守在床边，哪怕什么都不做，只是把手搭在我们额头上，我们就能安心睡去。

如今，轮到我来做那个“守夜人”。

静静地呆坐，呆呆地看着。看父亲嘴角流下的涎水，看母亲因长期卧床而消瘦的脚踝。看阳光从窗户这边移到那边，在地板上画出一块缓慢游移的光斑。看窗外那片被附近居民开垦的菜地，从翻土到栽种，到收获各种各样的蔬菜。

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安安静静地陪坐着就好。

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农历小年。父亲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那间二十平方米的病房，从此只剩下母亲一个人。

再回去的时候，病房显得更空了。父亲的床还在，留在那里，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枯枝般的手，忽然意识到，这种陪伴，从这一刻起，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每一次奔赴，都可能是倒数第几次。

我前所未有地体会到了那句“见一面是一面，见一面少一面”的悲怆。

“弥足珍贵”这四个字，是要用血和泪才能称出分量的。

绿皮火车依旧哐当哐当。

我依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周五下班后狂奔，依旧在周日下午告别，依旧在周一上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我的内心告诉我，那间二十平方米的病房，是我此生最牵挂的归处。父亲的余温还在空气里，母亲的呼吸近在耳畔。我坐在那里，哪怕只是发呆，哪怕只是看着窗外那块被开垦的菜地，我也是——“在家”。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一千零二十三公里的铁轨，丈量着我与衰老、与死亡、与亲情的距离。每一次车轮撞击铁轨的声响，都是我在向生命深处叩门。

城北医院。二十平方米的病房。每隔两三个月。两个上午，两个下午。这是我作为一个儿子，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阵地”。

老妈，儿子也如你一样，时刻想念着你。不管你念不念叨，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回去陪你。哪怕你已无法与我言语交流，没关系——你默默地看着我，我默默地看着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