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日军严密封锁下的港岛上突然“蒸发”，几个月之后，这些神秘消失的人物，却安然出现在抗战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一时间，敌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瞩目！

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沦陷后的香港发生了一起秘密进行却又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日军严密封锁下的港岛上突然“蒸发”，几个月之后，这些神秘消失的人物，却安然出现在抗战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一时间，敌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瞩目！这场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是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的指挥下，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广东地方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经过精心策划和共同努力，创造了抗日奇迹，做出的彪炳史册的贡献。

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早已有过诸多研究文论和文艺作品问世。但在以往的作品中，大多只是记叙了香港沦陷之后，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秘密撤出香港的过程，但对他们此前经历的数次转移过程却少有叙述。

“七七事变”之后，内地受到日军疯狂进攻，各处都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来到香港，在这块被称为“自由港”的“文化孤岛”上，筑成抗日救亡的文化阵地和战斗堡垒。“皖南事变”爆发，标志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受此影响，一大批受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战香港，在此构筑起一条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日军进攻香港时，聚集在九龙城的文化人士为避战火，大多被秘密转移到香港岛内，还有一部分则在城郊隐藏下来。香港岛、九龙、新界全部被日军攻占后，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和港九手枪队，又陆续把被困港岛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秘密转至九龙或西贡，以待时机向内地转移。

在营救转移过程中，为保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安全，由廖承志、潘汉年、连贯、尹林平（林平）、杨康华、梁广、刘少文、曾生等人经过细致周密的商讨，制定出四条出港转移路线，分为陆路和水路、西线与东线。这四条路线分别为：九龙至长洲岛，过伶仃洋至广州湾（今湛江）；九龙至长洲岛，至海陆丰；九龙经青山道、元朗至宝安游击区；九龙至西贡，经沙鱼涌至惠阳游击区，沿东江北上。这数次穿越，山重水复，阻隔重重，更有日伪顽匪的层层封锁。

为实施这个艰险而庞大的营救计划，中共广东省委动员了数千名地下党员，调动了近百个地方基层党组织，集中了东江游击队的主要武装力量。在香港避风塘、九龙塘、牛池湾、西贡、元朗十八乡、深圳、坪山、惠阳、惠州、老隆、韶关、澳门、珠海、中山、江门、肇庆、湛江、海丰、陆丰、丰顺、兴宁、梅县、大埔等地建立了数十个秘密交通站；南方工委、粤北省委、粤南省委、前东特委、后东特委无不倾尽全力，配合这次大营救行动。时任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的张文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在给延安的报告中要求中央至少拨付一百万元，以解决营救过程中的燃眉之急。当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由于‘纸荒’，学员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地处贫瘠的陕西一隅，又遭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要靠大生产自救的延安，却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优先保障这笔钱来营救文化人士，党中央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魄、何等眼光！

有人对此颇为困惑和不解，毛泽东在1942年春的大营救期间，是这样对大家说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不惜代价、不计牺牲营救文化人，为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文化的存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被营救的梁漱溟脱险后，曾给儿子写过一封家信。信中说：“这次大难当头，到处都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帮助我，使我化险为夷。”他所说的“许多不认识的人”就是广东地下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

整个大营救工作历时200余天，行程二万余里，足迹遍及中国的十余个省市，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800余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是扶老携幼或夫妻同行，如邹韬奋、茅盾、张友渔、柳亚子、胡风等。而参加营救工作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无暇顾及个人与家庭安危：廖承志、连贯把各自母亲、妻儿留在香港；陈曼云与新婚丈夫香港辞别后冒死护送；黄冠芳把恋人派去组建交通站；卢伟如、陈永为建秘密联络站，各自把未婚妻接到惠州结婚；李少石、廖梦醒夫妇去澳门建交通联络站。更令人扼腕的是，大营救的主要组织策划者之一张文彬以及短枪队长刘黑仔等后来皆不幸壮烈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在大营救工作中履险蹈危，历尽艰辛，他们用鲜活的血肉之躯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铭刻着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成为激励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的强大精神动力！